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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正在回到人们的视野并进入公众生活,作为诗人的吉狄马加

“吉狄马加诗歌及当代彝族作家作品研讨会”12月7日在湖北武汉中南民族大学召开。湖北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文坤斗,土家族作家、《民族文学》原主编叶梅,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会长汤晓青,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李修文,白族诗人、原云南省文联主席、作协主席晓雪,海南大学教授李鸿然,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学者90余人参与研讨。

新华社英国剑桥7月30日电(记者梁希之 张代蕾)第三届剑桥徐志摩诗歌艺术节组委会29日授予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吉狄马加“银柳叶诗歌终身成就奖”,以表彰他对中国和世界诗歌交流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

故乡和民族是诗人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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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界性的诗歌运动,正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悄然兴起,诗歌正在回到人们的视野并进入公众生活,再一次成了人类和社会精神生活中的一部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诗人、国际诗歌周组委会主任吉狄马加说。6月27日,2016西昌邛海“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周在西昌邛海启幕。来自“一带一路”沿线23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位知名诗人、文学家、翻译家、评论家等汇聚凉山,围绕“诗歌的地域性、民族性和世界性”展开对话和交流。

中南民族大学校长李金林在致辞中指出:作为民族大学,传承创新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其中之义,该当之责。吉狄马加的诗歌不仅展现了彝族人民丰富的精神世界,拓展了中国当代诗歌的表现空间,同时也彰显了中华民族精神。

诗歌节组委会主席艾伦·麦克法兰教授在颁奖时表示,吉狄马加是中国最卓越的诗人之一,同时也是一位活跃于当今世界诗坛的著名中国少数民族诗人。他的作品根植于彝族数千年的诗歌传统,其诗歌的抒情特质纯粹、朴实、内向而精致。这些作品诗性地呈现出深厚真挚的人类情怀,“是用彝人的古老乐器吹奏出的一曲献给他的民族和全人类的颂歌”。

百余位诗人汇聚西昌邛海“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周

内容提要

世界文学是目前比较文学学科的前沿议题,也给原本在国别文学框架内讨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开辟了新的学术空间。引入世界文学的框架,有助于理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对世界文学的接受与变异,以及跨文化的流通。“弱势的连结”是中国少数民族作家走向世界的重要路径之一。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辩证,则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面临的悖论和处境揭示出来。

本文原刊于《民族文学研究》2019年第4期,感谢作者汪荣老师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诗歌;诗人;地域性;四川;吉狄马加

李修文说,以吉狄马加为代表的许多彝族作家,从彝族的民族经验的个体生命体验进入创作,同时也以民族经验打通世界经验,以个体的生命体验打通集体体验。这充分证明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一美学观念,也证明了“个体的就是人类的”这一理念。

麦克法兰说,作为诗人的吉狄马加,也是一位积极实践、富有创造力的文化使者,由他主导创立的中国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国际帐篷诗人圆桌会议、中国西昌邛海国际诗歌周等毫无疑问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和世界诗歌进行交流的重要窗口。

皮鼓舞雄浑,月琴声欢快,锅庄里的篝火在摇曳。凉山这块神秘的土地以其火热的激情欢迎诗人朋友们的到来。6月27日,2016年西昌邛海“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周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开幕。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甘霖,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凉山彝族自治州州委书记林书成出席活动。开幕式由中国作协副主席、诗歌周组委会主任吉狄马加主持。此次诗歌周由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诗刊社、四川省作协、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西昌市人民政府等单位联合主办,主题是“诗歌的地域性、民族性和世界性”,来自23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位诗人、翻译家、评论家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活动的盛况。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一个世界性的诗歌运动,正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悄然兴起,诗歌正在回到人们的视野并进入公众生活,再一次成了人类和社会精神生活中的一部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诗人、国际诗歌周组委会主任吉狄马加说。6月27日,2016西昌邛海“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周在西昌邛海启幕。来自“一带一路”沿线23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位知名诗人、文学家、翻译家、评论家等汇聚凉山,围绕“诗歌的地域性、民族性和世界性”展开对话和交流。

晓雪认为,吉狄马加的诗歌实现了民族化与现代化的结合,既具有民族的特点又具有人道主义精神。李鸿然说,吉狄马加对中国和世界诗歌的贡献,应当放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中观察。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耿占春肯定了吉狄马加诗歌的治疗作用,在感受性的意义上,在情感认同的意义上,吉狄马加和族群与人类共同命运有一种深刻的认同和分担。南开大学教授罗振亚认为,吉狄马加在三个层面提供了新的个人化的心智:以“我”为主体的记忆诗学建构、丰富意象系统中的“主题语象”打造和歌唱性的复原。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敬文东指出,以吉狄马加为代表的少数族裔,背靠自己的传统,给汉语诗歌写作带来了新的资源。

吉狄马加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表示,获奖是对他所属的彝族诗歌传统的一种肯定,因为这个民族所有的表达方式都与诗歌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彝族的先辈几乎都是用诗歌来书写自己的历史和哲学。

铁凝在致辞中代表中国作协向来自世界各地的诗人朋友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她说,来到西昌,来到邛海,深深感到这是一个具有特殊的文化气质的诗意之地。这里是彝族的聚居区,是彝族文化的重要策源地。这里产生了很多彝族的诗人和歌手,他们是大小凉山的雄鹰和夜莺。从这里的大山深处,走出了很多有影响力的诗人,更重要的是,彝族的伟大史诗《勒俄特依》《玛姆特依》就诞生在这里。期待诗人朋友们感受到千百年来彝族人民留下的民族文化和诗歌文化,并用自己诗意的翅膀将中国伟大的诗歌和传统文化带回各自的故乡。

汪荣

诗歌回归大众视野

到目前为止,吉狄马加的诗歌已被翻译成40多种文字、90多种不同版本。有学者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关注。

吉狄马加说:“当下这个物质主义的时代,我们如何让诗歌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对于每一个诗人而言都不仅仅是一种写作的需要,而必须站在一个道德和正义的高度,去勇敢地承担起一个有良知的诗人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使命。”

铁凝说,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不仅是政治、经济的构想,而且是跨时代的文化构想。在“一带一路”的文化背景下,2016年西昌邛海“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周的举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世界是多极的,需要多元的公平发展,而诗歌在推动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和对话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有目共睹。诗歌的价值在全球化背景下愈加突出,诗歌已然成为诗意的纽带,不同文化背景和语言的诗人通过诗歌这一人类共同的母语,得以进行跨文化、跨语言、跨民族、跨国别的诗意交流,并由此实现相互理解。

重构的版图:

此前,吉狄马加曾发起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并将其打造成国内外重要的诗歌节之一。今年,他回到家乡凉山,发起并促成同样大规模的邛海国际诗歌周。在他看来,不少书店,近年来还有了诗歌专柜,关于诗歌的书籍越来越多,销量越来越好,证明诗歌已回归到大众视野。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会长汤晓清回顾了彝族文学研究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彝族文学形成了一种良好的文化生态。作家、诗人、批评家、出版人、教育工作者、文化部门人才济济,研究和创作成果丰硕。

当晚组委会还颁发了其他几个奖项,英国诗人理查德·贝伦加滕(中文名李道)获得诗歌奖,英国艺术家萨拉·巴特菲尔德、中国艺术家姜宝林和刘正兴获得艺术奖。

围绕诗歌周的讨论主题,铁凝说,诗歌是地方的,又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只有深深扎根于地方的生命血脉,不断汲取本民族文化和语言的营养,才能创造出来自于个人又超越个人的伟大诗篇。故乡和民族是诗人之根。彝族诗人自古尊重万物有灵,这在各地的自然生态遭受挑战的全球化语境下具有切实的意义。诗歌能够唤起人们的良知,唤醒人类相互信任的爱心。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诗歌是人类的文化共同体。诗人是民族的夜莺,诗人是世界的良知,诗人是文明的信使,诗人是和平的福音。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借用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的话来说,“没有诗的未来是不值得期待的”。今后,中国作协将进一步致力于国际性的诗歌活动,进一步推动不同区域的诗人之间的文化交流,进一步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推动世界诗歌的多元发展、和谐共存。

世界文学视野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关注到这一点的,还有湖南诗人李少君。在他看来,中国当代诗歌创作已变得极为活跃,有不少地方诗歌团体呈现崛起之势。“例如广东,外来流动人口众多,各种生活方式、文化与思潮碰撞,珠江三角洲产生了不少打工诗人。”李少君说,地方性诗歌兴起,当代诗歌进入一个群雄逐鹿、相互竞争又相互促进的时代,诗歌除了激发诗人的创造力外,还将带来诗歌的普及,培育诗歌市场等。

吉狄马加说,一个民族的文化历史传统对诗人至关重要,他的诗歌具有三个源头:整体的中华文化,彝族的诗歌传统,以及一切优秀人类文明的影响。诗歌一定要有个人经验,但必须把个人经验变成公共经验。中国作为诗歌大国,要有自己的文化话语权和世界话语权,应该积极发展国际性的诗歌盛会。

第三届剑桥徐志摩诗歌艺术节29日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开幕。来自世界各国的100多位诗人、文学家、艺术家和学者,会聚于中国诗人徐志摩《再别康桥》中所描绘的康河畔,诵诗交流,举办学术研讨会与主题艺术展。

吉狄马加在主持中谈到,我们相聚在这里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诗歌依然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诗歌仍然是这个世界不同文明、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正是因为诗歌的存在和延续,我们彼此的心灵才能如此亲近。今天,诗人朋友们来到凉山,来到西昌,将会感受到彝族人民的热情和彝族文化的诗意。作为一个诗性的山地民族,彝族人无论在文字意义上的表达,还是在口头生活中的表达,都使用的是诗歌的形式。这座美丽的城市将见证不同文化之间的诗意交流,以及这种交流所产生的巨大的积极作用。正因为不同特质文化的交流,才会使这座古老的城市充满着创造力。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加速推进,在比较文学领域,“世界文学”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重视,成为该学科内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其中,美国学者大卫·丹穆若什的《什么是世界文学?》和法国学者帕斯卡尔·卡萨诺瓦的《文学世界共和国》等论述对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着理论的推进与发展,世界文学也在不断地自我生产和增殖,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理论脉络和体系。

同样,台湾诗人绿蒂认为,诗歌肩负着重要任务,诗歌言志,除了抒发个人情感之外,亦能发挥诗教功能。

剑桥徐志摩诗歌艺术节由剑桥大学文化保护项目“康河计划”、英国剑桥康河出版社以及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发展部主办与协同支持。经过3年发展,这一艺术节已成为英国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中英文化交流活动之一。

开幕式上,铁凝、吉狄马加、甘霖、阿来、邹瑾、林书成、叶延滨、阿涛·贝赫拉姆格鲁、弗兰克·斯图尔特等共同启动了“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周。

《什么是世界文学》

诗歌根植于民族和地域

开幕当天举行了两场主题论坛,近20位中外诗人从不同角度对“诗歌的地域性、民族性和世界性”这一话题展开热烈讨论。大家谈到,诗歌创作起源于对个人性、地域性、民族性的辨认,但优秀的诗歌作品总是不自觉地体现出对于普遍性、人类性、世界性的追求。如何在创作中平衡好两者的关系,是每一个诗人都要面对的课题。

《文学世界共和国》

凉山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拥有深厚的诗歌文化传统,诞生了著名的彝族史诗《勒俄特依》《玛牧特依》等,还保留下大量彝族语言的民间说唱和歌谣。诗歌周上,有不少来自小语种地区的诗人们,诗歌的民族性与地域性成为中外诗人重点探讨的问题。

2016年度欧洲诗歌与艺术荷马奖同期颁奖。诗人吉狄马加获奖。评委会主席大流士·托马斯·莱比奥达为其颁奖。该奖的评选机构设在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评委由来自十余个国家的近20位作家艺术家构成。

与此同时,世界文学的概念也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产生了有力的冲击。无论是乐黛云关于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陈思和提出的“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还是王德威对“世界中”的中国文学的强调,都与世界文学视野下的中国文学有关。可以说,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始终有世界文学的在场,正是通过与世界文学的相遇、交流和对话,才形成了今日中国文学的格局。中国文学始终处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中,并且通过跨文化书写与跨语际实践“把世界带回家”。

年过六旬的意大利诗人马尔科·卡沃斯,带着腿伤、拄着拐杖奔赴万里前来参加诗歌周。马尔科居住在地中海边的城市——特里亚斯特,在他看来,地域性让诗歌繁荣富饶的同时也美好漂亮。“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语言的诗人在一起交流和探讨,能彰显出诗歌是地方的,也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说,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只有深深扎根于地方的生命血脉,不断汲取本民族文化和语言的营养,才能创作出来自于个人又超越个人的伟大诗篇。

据了解,此次诗歌周活动为期6天,接下来诗人们还将参加第三场主题论坛,以及多场诗歌朗诵会和田野调查活动。主办方表示,要通过丰富而富有内涵的活动把此次诗歌周办好,并将之作为一个长期的国际诗歌品牌进行打造。

作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独特的存在。毫无疑问,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首先属于中国国家内部的文学,是中国多民族文学中的一个声部;与此同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属于世界文学的范畴,表述了人类共同的经验、情感和伦理。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两个坐标系来理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而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为方法,可以重新理解世界文学,可以重构世界文学的版图。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通过引进世界文学的框架,透过世界文学的棱镜,我们可以认识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更为复杂和丰富的面向,从而释放出新的研究空间和学术可能。

走出四川建设大诗歌圈

一、“世界文学”框架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在吉狄马加看来,诗歌周除了为中外诗人搭建一个互相交流意见和见解的平台,更重要的是要搭建起一个跨地区、跨文化的互相知晓互相协作的平台。“近年来,诗歌翻译又进入一个黄金时期,大量翻译家开始从事诗歌翻译工作。许多诗人的作品被翻译成不同的文字,最让人兴奋和感动的是不少用小语种写作的诗人,他们的作品也得到被翻译的机会,这种现象是在以前任何一个世纪都不曾出现过的。”吉狄马加说。

世界文学,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在“世界文学”的概念史上,其意义发生了多次转向。追溯到1827年,德国作家歌德就已经在倡导世界文学,其后这个概念就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开来,进行理论的旅行并且不断生成和添加新的意涵。在歌德那里,是对东西方各国文学交流的呼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是用政治经济学的认知到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从而使世界性的文学生产具有实践可能。[1]在诸多西方学者的世界文学观中,欧洲中心观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到了20世纪中期以后,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潮开始生成。这种立场反驳了既有的世界文学理论中的“单面性”,提倡一种“多面性”。这场观念革命的原因,一方面是欧洲文化内部的反思和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生态主义等话语的出现,一种弱势论述的兴起;另一方面来自欧洲外部二战后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独立以及他们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判,[2]而世界文学的概念亦由此发生了变革。到了晚近的世界文学理论学者大卫·丹穆若什和帕斯卡尔·卡萨诺瓦这里,理论又一次向前推进。可以说,在世界文学的概念史,也是不断引入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学,逐步走向开放和包容的历史。

在这样的黄金时代,四川诗歌也在期待更多地走出去。“四川本就是文学大省、诗歌大省,有大量具有影响力的优秀诗歌作品,应该更多地被国外知晓。”作为主办单位之一,四川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邹瑾认为,要真正走出去,文学川军必须以开放协作的新视野去走向外界。“像经济圈一样,构建起一个诗歌大圈。”“在全球化背景下,诗歌的价值愈加突出。诗歌已然成为诗意的纽带,不同文化背景的诗人通过诗歌互相理解、彼此沟通。”铁凝说。

在世界文学的框架中,有一个结构性的矛盾是挥之不去的:一方面要表达对人类共同价值的追求,另一方面又要传达特定的民族倾向和区域立场。[3]无论发展到哪个阶段,这个矛盾都始终存在。所谓“特定的民族倾向和区域立场”,无疑指的是欧洲中心论,而世界文学理论的推进正是以不断批判欧洲中心论和文明等级差异进行的。不过即使到了帕斯卡尔·卡萨诺瓦,其理论架构依然把巴黎作为世界文学共和国的首都,依然有中心和边缘的区分。[4]因此,当我们使用世界文学理论时必须时刻反思西方的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在全球化的文学场域中的在场,并对其进行批判的使用。

“当代世界文学出现的新趋势,就是不再仅以‘国别文学’为单位来论述世界范围的文学现象,而是从全球流通的模式中去重新思考世界文学的形成”。[5]按照前述世界文学的发展,不断地“去中心化”、“去等级化”和“去畛域化”是一个总的趋向。对于作为中国文学的少数民族文学而言,世界文学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参数。与此同时,民族国家这种划分单位本来就是欧洲历史经验的特殊产物,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本土实践并不完全匹配,我们需要不断去质询这个划分单位的有效性,也要不断追问建立在民族国家概念之上的国别文学概念的有效性。因此,尽管世界文学有着各种傲慢与偏见,但是依然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参数进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而言,她不仅是面向本民族的书写,面向中国的书写,也是面向世界的书写。她不仅表达本民族的经验,也表述中国故事,属于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分析单位和概念工具,世界文学打破了原本壁垒森严的国别文学的疆界,把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放置在同一个平台上。当然,世界文学与国别文学的关系也并非是二元对立的,两个概念各自有着自己的洞见与不见。因此,我们要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同时在场的知识感觉中认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毋庸置疑,世界文学框架的引入会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带来新的议题和可能性,它能克服国别文学中的视差之见,照亮和敞开国别文学研究中的偏差和遮蔽之处,打开之前被被边缘化的文学空间,从而更完整地认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母语、双语和汉语写作是同时存在的现象,由于少数民族语言的边缘位置,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还更多地需要通过汉语写作的语言策略来为主流的文学界所认知。很多母语作家只能在本民族文学圈中为本民族读者所了解,而不能跨过语言的藩篱抵达汉语文学圈。与此同时,很多少数民族作家因为使用汉语写作获得很多文化资本,他在本民族母语文学圈却并不受到青睐。世界文学的存在为解决母语写作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例如彝族的阿库乌雾是一个用双语写作的诗人,他的一些母语诗歌并没有进入汉语文学圈,却直接进入了英语文学圈。因为对于译者而言,“只有阿库乌雾那些带有诺苏彝语声音的诗歌,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诗歌,才能在北美的多元文化场域中占据特殊的一席之地”。[6]这个案例无疑体现了世界文学与国别文学对同一个诗人的不同接受方式。就此而言,我们需要有必要使用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的两种标尺来衡量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学价值和审美意涵。

《文学世界与族群书写》


与此同时,由于世界文学对“跨文化”、“跨语际”、“旅行”之类议题的重视,一些原本在中国文学框架中较为边缘化的文本,也会在世界文学的框架中得到较好的认知,比如说回族作家张承志的写日本的《敬重与惜别》和写西班牙的《鲜花的废墟》,藏族作家达真的《命定》写了两个康巴青年离开故乡参加抗日远征军在缅甸作战的故事,更不用说在朝鲜族作家许连顺小说《谁曾见过蝴蝶的家》这种用母语写出的关于中国朝鲜族偷渡去韩国打工的题材了。因为世界文学视野的存在,我们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考察,可以展开很多新的议题。

世界文学的视野固然有自己的益处,但也会带来很多新的问题。首当其冲的是“可译性”。恰如前述,世界文学需要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流转,那么便于传播和译介就会成为重要的指标。当作家要面向世界读者写作,就会自觉不自觉地调整自己的写作姿态,也会在无意识层面尾随了西方主流语言的习惯,这在关于北岛诗歌的宇文所安与周蕾的争论中就体现了出来。“我们的作家遗忘了‘世界文学’观念中的全球等级性,而在写作中为了向‘世界文学’靠拢,会有意地按照想象中的世界文学标准看齐,甚至为了便于译介传播,在手法、技巧和语言上寻求‘可译性’。”[7]世界文学市场的逻辑会改变身处其中的作家,导致他们走到偏离民族主体性的方向。

另一个问题对于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来更为迫切,那就是作为表演的民族性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经过1960年代的洗礼,世界文学的理论虽然已经走向了多元文化主义、走向了平等,但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幽灵依然徘徊不去。恰如拉美文学的经验,那其中“对故土的想象性表达在某种意义上展示的也是‘西方’所预设的‘东方奇观’,而且正是这种展示特殊景观的‘非西方性’描写才获得了进入以西方文学为主的世界文学秩序的资格。”[8]拉美文学如此,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亦如此。这或许是一种吊诡或怪圈:要证明自己民族文学的独特性,就必须维持一个充满符号性的民族志的书写策略;而一旦你使用了这种书写策略,你就会迅速跌入西方的陷阱,进入被奇观化、他者化、景观化的情景之中。在这种情境之下,一些作家就会投其所好,故意将自己东方化,以民族色彩作为表演的文化资本来谄媚和迎合西方。这毫无疑问是脱逃中的落网,一种反噬的怪圈。这正是中国少数民族作家面临的最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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