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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这70年文学历程的文章不少,而且逐渐爱上了文学

海伦纳出版过多部长篇小说,并荣获过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创作“索龙嘎”奖和“五个一工程奖”、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图书奖,他编剧的电影《草原英雄小姐妹》荣获美国洛杉矶世界民族电影节优秀儿童电影奖。他已经是颇有文学成就的作家了,最近作家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最新长篇小说《青色蒙古》,这是内蒙古草原文学重点创作工程中的一部长篇小说。他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时候,并没有沿袭他过去创作长篇小说的旧路子。他知道,如果仍如过去那样写长篇小说,就是轻车熟路再走一遍,就是在以往的几本著作上再加一本。他经过近几年对文学理论的学习以及对过去作品的总结,觉得应该有所突破,走出一条新路,所以这部《青色蒙古》他写的很慢,多次进行重大修改。他从小说理论上思考该怎么写,边思考边写作。

格非 最好的作品永远在创作中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5-9-4 陈华文

  他被誉为中国先锋小说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总是求新求变,不断实现自我超越。他的作品《江南三部曲》,不久前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这是他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酝酿构思,到2011年完成的系列长篇小说。他就是著名作家、清华大学教授格非。

中国先锋作家的代表

  “格非”是笔名,真实姓名为刘勇。1964年,他出生在江苏丹徒县农村。少年时期,他是个老实、腼腆、与世无争的孩子。在父母眼里,他比较内向,不爱说话,甚至有些沉默寡言。1981年,他考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刚上大学时,格非并不太习惯城市的生活,他无数次想着回到家乡。他怀想爬葡萄藤蔓的茅屋,思念清晨被啼鸟唤醒的光阴。为了缓解思乡之情,他常常阅读沈从文的作品,试图从中寻找对于故乡相同的慰藉。同时,他还读里尔克、蒂里希等外国作家的作品排忧解闷。长年的阅读使他不仅逐渐摆脱了思乡之苦,而且逐渐爱上了文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学审美偏好。  上世纪80年代,热爱文学的氛围在大学校园尤为浓厚。当时校园里活跃着各种文学社团,格非也参与其中,和同学们一起探讨诗歌、小说以及各种文学现象。有时候,他们为了文章中的某个用词,会通宵达旦进行辩论。多年过去后,格非还经常怀念争得面红耳赤的场景。正是在这种氛围里,格非才尝试文学创作。

  1984年,格非和同学到浙江去进行方言调查。“打前站”的他,在火车上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在绿皮小本上完成一篇名为《追忆乌攸先生》的短篇小说。当时,他没有想到投稿和发表,完全是自我消遣。几个月后,《中国》杂志的编辑王中忱在华东师范大学召集文学座谈会,格非很羞涩地拿出这篇小说,岂料王中忱特别赏识。不久后,他的小说处女作在《中国》杂志发表。格非万万没有料到,随手写的小说竟然也能发表,这给他后来的创作带来无尽的动力。

  格非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工作之余,他把大量时间花在小说创作中。自从小说处女作发表之后,他先后在《收获》《钟山》《上海文学》《人民文学》《北京文学》等大型文学期刊发表小说。其中,《迷舟》《褐色鸟群》等小说使他一举成名。《迷舟》以“叙述空缺”闻名于先锋作家之中,而《褐色鸟群》曾被视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小说,是人们谈论先锋文学时必提的作品。

  上世纪90年代后,格非在小说创作领域已经卓有成就,他和余华、北村、马原等人,被誉为中国先锋作家的代表。格非在从事教学与创作的同时,还攻读文学硕士、博士学位。攻读文学博士那几年,他几乎停止了创作,在文学理论的世界里神思、遨游。2000年,他凭着论文《废名的意义》,获得博士学位。随即,他离开了求学、工作近20年的上海,转战北京,来到清华大学中文系担任教授。

  格非的小说创作从来都不对现实生活进行简单的描摹,他对所谓的种种技巧和模式也没有兴趣,而倾向于对小说思想性和文本结构的探索。调入清华大学前夕,他在《收获》杂志发表了首部长篇小说《敌人》。小说发表后,被评论家称为“当代中国第一部真正的神秘小说”。

  在小说创作中,格非从来都不循规蹈矩,总是求新求变,敢于向自己挑战。继《敌人》之后,他又创作了长篇小说《边缘》《欲望的旗帜》。尤其是《欲望的旗帜》,是他第一部关于当代题材的小说。

潜心创作《江南三部曲》

  2003年,格非动笔创作“江南三部曲”长篇小说中的第一部《人面桃花》,这是他以独特的历史观并结合生命想象精心营构出的力作。该小说有别于格非前期的“先锋”风格,致力于更朴素、更宁静、更温婉、更细腻地去阐释人生。在对逝去记忆和历史场景的呈现里,讲述了中国近现代历史演进中乡村女子秀米如何辗转奋争于乌托邦理想建构的身心历程及其传奇故事。不难看出,格非意在将一个女子的命运与近代中国的厚重历史交织在一起,通过简单写出复杂,通过清晰描述混乱,通过写实达到寓言的高度。

  《人面桃花》的历史背景是1949年之前,而到了“三部曲”的第二部《山河入梦》,故事的时间背景则为1952年—1962年间的江南农村。小说主要讲述了女主人公姚佩佩遭遇家庭变故从上海来到梅城,并与梅城县县长谭功达之间发生的一段难以示人的爱情。这部作品发表之后,莫言曾经有过高度评价:“这是一部继承了《红楼梦》的小说,书中主人公谭功达就是现实的贾宝玉。”

  在出版了这两部长篇小说后,格非写作的步伐明显慢了下来。经过几年的沉淀之后,他于2011年完成了“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春尽江南》。该小说讲述了一对渐入中年的夫妻及其周边一群人近20年的人生际遇和精神求索,借以透视时代巨变面临的各种问题,解读时代精神疼痛的症结。小说主体故事的时间跨度尽管只有1年,而叙述所覆盖的时间长度却是整整20年!

  《江南三部曲》从构思、写作到最终完成,真正可谓“十年磨一剑”。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三部曲”集结出版时要起一个系列名,起初格非定名为《人面桃花三部曲》,最后以《江南三部曲》一锤定音。

  格非作为学者型的作家,对待文学的态度是严肃的。关于文学的经典性问题,他认为:历史上所有伟大的作家无非两种,一种是开风气之先,另一种是挽救风气。没有狂放之气的作家,最后只能写出平庸的作品,成不了好作家。他继而反思:中国正处于一个巨大转折时期,为什么没有出狄更斯、司汤达这样反映社会深刻变革的大作家,反而出现了一些所谓的畅销书和文化商人?

  事实上,格非始终在朝着文学的经典性目标努力。他坚持用规范、纯正的汉语写作,立足于语词本身的丰富性,以繁复、深邃、多层面的叙述保证意义的储留。随着年岁增长,他意识到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价值,作为汉语作家应该从传统文学中充分吸收营养。对于曹雪芹和鲁迅的作品,他反复阅读、推崇备至。

  除了读书和写作,格非最大的习惯就是思考。他认为:从根本上讲,作家和哲学家一样,在认识世界时,哲学家使用的是逻辑性的、陈述性的方法;作家使用的是打比方、讲故事的方式,是具体的形象。在人生多种可能性的选择中,格非最终选择了文学。他一直强调好的文学一定要有陌生化的效果,如果文学不能超出普通人的预想、和日常生活完全一致,那文学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在当代著名作家中,格非小说创作的数量不是最多的,但每部作品发表后总是能在文坛引起不小的反响。除了获得茅盾文学奖,他还获得过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鼎钧双年文学奖等重要奖项。此外,许多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在海外出版。对于目前的文学成就,他并不满足。在他看来,最好的作品永远都在创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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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民族文学》年度奖授奖词·蒙古文版

凝聚浩瀚的中国精神

海伦纳以往的长篇小说都是叙述一个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从而表达出一个有教育意义的主题。这次海伦纳从文学理论的深度出发,悟出文学艺术也和其它艺术一样,应该有一个标志物,用来给读者一种暗示。他在书中的表面标志物是男女之间的爱情,例如乌云珊丹和仁钦喇嘛的爱情,例如纳钦和索龙高娃的爱情。如果把这些爱情故事写实了,写成实在的陈述,那这本书就是一个草原上的爱情故事,或传奇或平庸,或赞美或悯惜。好在海伦纳思考得很明白,通篇运用了拟陈述,好像在陈述什么,但又不是实打实的陈述,就是说它是个无指谓的陈述。《红楼梦》运用的就是拟陈述,所以作者讲的远不是一个爱情故事,讲的是人的存在真相。海伦纳落笔从很具体的人生体验出发,然后有意不断扬弃它的具体性,使这些得来的体验从具体升华到纯粹,最终成为感受、情感的状态,超越具体经验的具体性和时空限制性。这些纯粹经验诉诸语言,成为一个外观,虚化为“空白”。读者受到这些情感状态的感染,和它发生共鸣,并且用个人具体的感受和体验去补充它,让它充实起来,“空白”不再是虚空,构成了对作品的理解。读者看到海伦纳这些爱情故事和与马头琴有关的故事,能够得到一种暗示,这种暗示是技巧性引导,读者从中能领悟到生存环境对人的重要,在国家统一、社会安宁、民族团结的背景下,每个民族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海伦纳并没有像过去那样去表现英雄主义,虽然这样的主题是蒙古族史诗的常用主题。但是海伦纳有意超越了它,而是写出普通牧民的心灵史,在一部去英雄化的作品中,表现出普通人的精神追求。

爱国主义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永恒主题。从古至今,有很多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诗人以自己手中的笔抒发了对民族存亡的忧虑和对人民的深沉之爱。笔者曾在《爱国主义:少数民族文学的永恒主题》(见3月9日《文艺报》)一文中总结过新中国成立前的少数民族爱国主义书写。本文拟描述新中国成立之后少数民族文学的爱国主义书写,包括其演变轨迹、视角转换、内容拓展和艺术创新等,旨在加深人们对这一重要问题的认识与理解。

母语作品:

——“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读后

当我们阅读出海伦纳用拟陈述的叙述方式表达出的“语言的意味”,海伦纳的文学变革成功了!

四野讴歌,万方乐奏

1. 《自治区成立初期文学事业回忆(一、二)》(评论·4、5期)

编者按

海伦纳的“拟陈述”的工具是语言,他的语言能力日渐成熟。他已经形成了诗意化的语言风格,读者在接受他的抒情笔调的同时,能够感觉出一种迷醉的气息,有些忧伤,也有些不安,甚至还有失落和虚幻,而这一切又与书中人物的内在的生命呼吸息息相关。让我们不禁想到文学圈中的一句老话:写作品就是写语言。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民族作家抒写爱国情怀的诗歌数量庞大而且异彩纷呈,是中国当代文学领域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短短十几年间,维吾尔族的尼米希依提、铁依甫江、克里木·霍加,哈萨克族的库尔班阿里,蒙古族的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藏族的擦珠·阿旺洛桑、饶阶巴桑、丹真贡布,朝鲜族的李旭、金哲、任晓远,壮族的韦其麟、黄勇刹、莎红,满族的丁耶、胡昭,回族的沙蕾、木斧、马瑞麟,彝族的吴琪拉达,苗族的石太瑞,侗族的苗延秀,土家族的汪承栋,仫佬族的包玉堂,白族的晓雪、张长,傣族的波玉温、康朗英、康朗甩等诗人,创作了大量爱国主义诗篇,产生了广泛影响。诗人袁鹰1963年1月发表在《诗刊》上的专题评论《心贴着祖国跳荡》是这样描述的:“我们读过不少兄弟民族诗人的诗篇,它们有的诉说旧社会的苦难,有的赞颂新时代的欢愉,有的叙述本民族的英雄传说,有的描绘本民族的风俗和爱情,笙箫管笛,铁板铜琶,四野讴歌,万方乐奏,构成了一部洪亮明快的交响乐。”

作者:纳·赛西雅拉图(蒙古族)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学习出版社联合8家出版社,联合推出“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这套丛书收录了从1949年至今,描写我国人民生活图景、展现我国社会全方位变革和讴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70部原创长篇小说精品力作。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与国脉相连。为介绍这套鸿篇巨制,本版约请三位文学评论家撰文,以年代为脉络全面梳理这套丛书,展现新中国成立70周年来我国文学发展的成果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伟力。

诗人们各呈其才,现在只能挑出其中的几位加以详细分析。

2017年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总结这70年文学历程的文章不少,可像该文这样富有生命温度的却不多见。作者是今年84高龄的蒙古族当代著名诗人纳·赛西雅拉图教授,他也是70年文学实践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该文以作者的亲历事件为线索,将个体记忆与文学史实相互印证,梳理和描述了1947—1957年间自治区蒙古族文学的发展历程,呈献了诸多鲜为人知的“活态”细节,展示了诸多学理上的把握和思考,深入浅出,朴实亲切,真诚感人,丰富了人们关于这一时期文学的认知,显示出较高的文学史料价值。

“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孙犁、赵树理、徐怀中、周立波、王蒙、莫言、陈忠实、王安忆、韩少功、贾平凹、迟子建、金宇澄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维吾尔族诗人尼米希依提,原名艾尔米叶·伊里·赛依拉姆,1933年参与反抗封建暴政,遭枪击幸存,遂改名尼米希依提,维吾尔语意为“半条命”或“半个英烈”。新中国成立前,他的诗如激越的战鼓,充满战斗豪情;新中国成立后,其诗像过去一样热情澎湃,但主要内容有了很大变化:歌唱新中国,表达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1956年7月,写赴麦加朝觐途中思念祖国的诗作《无尽的想念》,是其代表作之一。诗人在朝觐途中,不论经过哪里,都思念祖国,魂牵梦绕,归心似箭。最后到麦加在天房做宗教功课,心里想的还是祖国:“停了一天我们又向天房出发,/在天房做了一夜的功课,/我们奔走在萨法与麦尔卧之间,/当我纯洁地出来时,我为你祈祷平安。”此诗不仅表现了对宗教的虔诚,也表现了诗人对祖国的忠贞,爱国爱教,在这里达到了高度统一。

 

1949-1976:

维吾尔族诗人铁依甫江在少年时代便倾心诗歌,能背诵上千首诗作,崇敬爱国诗人黎·穆塔里甫。新中国成立后,他出版了十多部高质量的维文、汉文诗集和译著,丰富了我国当代多民族文学宝库。他热情地歌唱祖国、歌唱人民、歌唱党和社会主义事业,不少诗篇可以合着“十二木卡姆”曲调歌唱,几十年来一直被传唱于我国大西北广袤的绿洲和浩瀚的戈壁之上。其写于1962年的诗作《祖国,我生命的土壤》,堪称中国爱国主义文学的经典篇章。诗人把祖国看作自己“生命的土壤”,祖国的每一粒砂土在他心目中都是“无比珍贵的图蒂亚”(即维吾尔民间传说中具有神奇疗效可使盲者复明的圣土)。诗中写到:“祖国之爱就是我的爱,/祖国之恨就是我的恨。/她的任何烦恼忧愁,/都会牵动我的每根神经。”

2. 《双面人性》(小说·5期)

反映新生活 奠定新方向

蒙古族诗人纳·赛音朝克图于19世纪30年代步入文坛,是蒙古族现当代诗歌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在海内外诗坛有广泛影响。他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典时写的1300行长诗《狂欢之歌》,是其晚年的代表作之一。作品由现实回溯历史,描绘了内蒙古草原苦难的昨天、幸福的今天和美好的明天,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党、对祖国和对各族人民真挚的爱,充满草原气息,蕴藉着蒙古族人民的文化心理和民族精神,比兴纵横,意象葱茏,情采壮美。

作者:巴·加斯那(蒙古族)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与这个历史时期相对应的,是文学的全新变化。这个时期文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文学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文化空间的组成部分。从1949年至1976年进入共和国之后的这“十七年”,最为发达和成功的文学样式,就是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小说。

蒙古族诗人巴·布林贝赫也是我国蒙古族新文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上世纪50年代初创作的《心与乳》和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而作的700行长诗《生命的礼花》,是其早年的代表作。他把英雄史诗的粗犷与民间情歌的柔美结合起来,探求一种有蒙古族文化特色的艺术形式,所以他的爱国主义书写在中国多民族诗坛上独树一帜,为国内外诗坛称道。巴·布林贝赫有20余部蒙汉文诗集译著和诗学专著,每一部都写出了很深刻的观点,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作品讲述了生前臭名昭著,千夫所指,被人人嫌弃,死后又变成厉鬼折磨街坊邻居不安生者的故事,通过巧妙的构思,奇特的故事情节和幽默诙谐的语调揭示了人性的复杂一面。作者敏锐地展现人的精神世界,间接地批评人性的黑暗面,叙事风格独特,意蕴丰富,给人带来深深的反思。

长篇小说《创业史》插图 蔡亮/绘

通过故事表达新风

 

这一时期的文学,除了少数试图建构“史诗”的作品外,大都是具有通俗小说元素的作品。特别是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如知侠的《铁道游击队》、梁斌的《红旗谱》、冯德英的《苦菜花》、曲波的《林海雪原》以及《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大刀记》等。这些作品所具有的文化同一性,就是传奇形式中民族性的建构。它们在延续了传奇小说叙事形式和内部构造的同时,装进了新的内容,起到了教育人民、建构民族新文化的作用,替代了过去言情、武侠、侦探等通俗小说的娱乐性功能。

新中国成立后,因得天时、地利、人和,少数民族小说创作风生水起,引起广泛关注。被老舍称为“文坛千里马”的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一马当先,其成名作《科尔沁草原的人们》1952年1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当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文化简评”,称赞这篇小说“写了新的主题、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先进的力量,用新的伦理理念和新的道德精神教育人民”。玛拉沁夫后来接连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春的喜歌》《花的草原》和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上),都充满了对蒙古草原和新中国的热爱。特别是他的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以史诗性的宏大叙事,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草原人民争取翻身解放的伟大斗争。在1963年出版的《读书杂记》中,茅盾指出:当时一些作者下笔“从政策出发,而不从生活出发”,“玛拉沁夫的作品,好处就在它们都是‘从生活出发’。玛拉沁夫富有生活的积累,同时又富于诗人的气质,这就形成了他的作品的风格——自在而清丽。”爱祖国、爱人民、爱草原、爱生活,从生活出发进行创作,正是玛拉沁夫步入文坛便对中国多民族文学发展作出重大贡献、60多年来一直为国内外文坛广泛关注的原因。

翻译作品:

红色革命,是20世纪席卷全球的伟大事件,它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创造了与之相适应的文学艺术。红色写作——或称作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在那个时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经典“三红一创,保山青林”八部长篇小说,有五部是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

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间,少数民族小说大量问世,满族的端木蕻良、舒群、马加、关沫南,维吾尔族的祖农·哈迪尔,哈萨克族的郝力斯汗,壮族的陆地,彝族的李乔、李纳、普飞、苏晓星,回族的胡奇、哈宽贵,苗族的陈靖、伍略,朝鲜族的李根全,白族的杨苏,土家族的孙健忠,侗族的滕树嵩,以及蒙古族的敖德斯尔、扎拉嘎胡、安柯钦夫、朋斯克等作家,都在爱国主义书写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为那个时代留下了不可忽视的文学记忆。

1. 《夜晚的方向》(诗歌·1期)

柳青的《创业史》被普遍认为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创作成就最高的作品之一。小说通过对梁生宝、梁三老汉以及郭振山、郭世富、姚士杰等人物的塑造,回答了农村为什么要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创业史》受到肯定和好评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塑造了梁生宝这个崭新的中国农民形象。梁生宝是一个天然的中国农村“新人”,他是“蛤蟆滩”合作化运动天然的实践者和领导者。在塑造这一形象时,柳青几乎调动了一切艺术手段来展示这个新人的品质、才能和魅力。梁生宝不是那种盲目、蛮干、仇恨又无所作为一筹莫展的农民英雄,他是一个健康、明朗、朝气勃勃、成竹在胸、年轻成熟的崭新农民。在解决一个个矛盾的过程中,《创业史》完成了对中国新型农民的想象性建构和本质化书写。

其中,李乔描写新中国成立前后彝族地区历史巨变、歌唱凉山彝族奴隶翻身解放的多卷本小说《欢笑的金沙江》,是不可多得的长篇巨著。此书第一卷刚问世,冯牧便在1959年第1期《文艺报》上称赞它是“一本既能鼓舞人们的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热情,又能给读者许多丰富有趣的社会生活知识的优秀作品。”1995年中共中央宣部推举“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百部丛书,此书也在推荐之列。陆地描写广西土地改革的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在表现翻身农民和土改工作队员的家国情怀方面有不少独到之处。

译者:都仁吉日嘎拉(蒙古族)

赵树理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哺育成长的代表性作家,他的《三里湾》是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也被认为是“我国最早和较大规模地反映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部优秀作品”。小说叙述了三里湾四个不同家庭在合作化运动初期的矛盾和变化,反映了农村所有制变革中思想和观念的斗争,表现了家庭、婚恋、道德等各方面的深刻变化。

戏剧和电影领域的探索

人在年少时总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可当真正身处异乡时,又难免纠结于故乡与他乡的两难选择。《夜晚的方向》便是关于这种“远方幻景”的内心独白,句式自由,意象琐碎,跳跃性较强,由此也制造了翻译上的一些难度。译者很好地把握了原诗自我独白的情感节奏,捕捉了个体经验化句式的韵律,以一种“意识流式”柔美的蒙古语,准确地传达了原诗的内容、情绪以及语感,达到了较高的水准,是本年度译文中的佳作。

周立波是一个跨时代的作家。1956年至1959年,周立波先后写出了反映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及其《续编》。《山乡巨变》取得了重要的艺术成就,这不仅表现在小说塑造了几个生动、鲜活的农民形象,对山乡风俗风情淡远、清幽的描绘,也显示出周立波所接受的文学传统、审美趣味和属于个人的独特文学修养。

老舍在爱国主义文学书写方面成就最为突出,为中国各民族作家树立了光辉榜样。散文《我热爱新北京》、小说《正红旗下》、话剧《龙须沟》《茶馆》,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学精品,体现出了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茶馆》轰动中国,也轰动世界,获得东西方读者、观众的一致好评。关于《茶馆》,老舍说他写作的目的是要“葬送三个时代”。这一论述背后有着十分重要的潜台词。老舍理直气壮地书写《我热爱新北京》,在《龙须沟》中淋漓尽致地表现新北京、新中国与旧北平、旧中国的天壤之别,这说明他在《茶馆》中不仅要“葬送”旧中国的“三个时代”,而且要礼赞新中国的成立,让观众作新旧两重天的比较对照,从而进一步提升海内外观众对伟大的新中国的热爱或认同。

 

浩然的《艳阳天》,是最能代表其创作风格和艺术成就的小说。小说通过京郊东山坞农业生产合作社麦收前后发生的一系列矛盾冲突,书写了农业生产合作化时期火热的生活画卷,歌颂了在新生活中成长起来的新人物和新力量。小说情节曲折复杂,结构完整紧凑,人物形象生动传神,语言朴素晓畅,显示出鲜明的艺术特色。虽然小说不免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色彩,但难能可贵的是塑造了众多朴实醇厚的农民形象和真实生动的落后人物形象。浩然通过这些人物形象,表达了社会主义永远是“艳阳天”的坚强信念。不论是描写、叙事还是抒情,对社会主义的赞美都由衷地流诸笔端,全书自始至终洋溢着一种乐观主义精神。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戏剧和电影文学大都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彰显了全国各民族大团结的诉求。例如,维吾尔族作家包尔汉的话剧《火焰山的怒吼》、赛福鼎的歌剧《战斗的历程》,蒙古族作家超克图纳仁的话剧《金鹰》,赫哲族作家乌·白辛的剧本《赫哲人的婚礼》,还有满族作家颜一烟的剧本《中华女儿》和壮族作家周民震的剧本《苗家儿女》等,都是当时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有些至今还为文学史家所称道。

2. 《月亮门》(小说.2期)

进入新中国,社会生活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如何表达全新的生活,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不仅需要作家熟悉、理解新生活的内容,同时也要熟悉表达这一生活的形式和内在精神思想。经过不断的学习、探索和具体的文学实践,作家们在不同生活领域内,写出了表达新生活的重要作品。除上述农村和革命历史题材外,城市、青年、边疆少数民族等题材也取得了突破性的创造成果。其中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徐怀中的《我们播种爱情》、王蒙的《青春万岁》等,最有代表性。

总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前17年,中国多民族文学的爱国主义书写是中国文学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茅盾1960年7月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列举了兄弟民族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和电影文学家的名字及其代表作,高度评价他们反映少数民族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解放后的幸福生活、建设社会主义的冲天干劲以及民族间团结友爱的作品,称赞这些作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很大的成就”,少数民族文学“真正是花团锦簇,盛况空前”。

译者:青格勒(蒙古族)

《上海的早晨》与《创业史》具有一种完全同构的对应关系:它们虽然题材和书写的领域不同,但都试图通过文学的形式来完整、全面地表现中国城乡社会主义改造的艰难、曲折、复杂但一定走向胜利的历史过程和必然趋势。因此,这部宏伟的长卷依然是一部有关国家民族的历史寓言。

当然,接下来有“文革”10年,中国多民族文坛充满肃杀之气,美丽的百花园破败凋零,不少作家诗人身心遭到严重伤害,老舍、纳·赛音朝克图等文学大家甚至因受迫害至死。好在随着“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到来,中国多民族文学又迎来了第二个春天。

译文表达通顺透彻,语言朴实精炼,忠实原文,准确地表达出了原文的思想内容,尽可能地保留了其风格韵味。从译文不难看出译者对两种语言的掌握和运用娴熟自然且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

王蒙的《青春万岁》,以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向读者展示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北京女七中高三女生热情洋溢的青春生活,讲述了那个年代一代青年的成长经历,讲述了成长于新旧交替时代青年人特有的精神风貌:有理想,有热情,对生活积极乐观。小说洋溢着一种温馨而炽热的氛围,渗透着一种高尚而纯洁的情调,折射着一种绚丽诱人的理想之光。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长篇小说,是用文学的形式表达时代生活的主流。其中流淌和洋溢的革命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既是生活的真实反映,也是作家用想象的方式对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建构。虽然简单透明、一目了然,但是,作家对新生活的理解和想象,构建了社会主义的文化空间,肯定了时代的价值观和对生活单纯炽热的情感,分外感人。当我们重读这些作品时,油然升起的慨叹是,这些小说已经成为历史,但却没有成为过去,它们仍在我们的情感生活中挥发着巨大的精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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