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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是中国文明的基础,自然是中国文明的基础

对于诗人而言,诗歌写作不能同质化。那些精致的、唯美的诗歌是好的,那些粗粝的、烟火四起的诗歌也应该是好的。现实是生机勃勃的,充满差异性的,诗歌亦应如此。每一个诗人都要寻找到自己的诗歌道路,探索对世界和自我的诗意表达。一个诗人在自己的写作中,往往都有自己的显在或隐在的“写作谱系”,立足于自己的“现实”,才能凸显个人的写作理想与写作标准。

这首具有象征意义的诗作,标志着李少君对自己诗歌写作的发展方向开始了深刻思考。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新诗经历了朦胧诗、后朦胧诗等发展阶段,崇高、庄严、价值、意义等终极追求还在诗意的顶端隐约闪耀。随着中国诗人对西方现代诗歌的逐渐重视和越来越多的模仿消化,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新诗似乎越来越远离古典传统、主流价值和大众生活,逐渐向内心的独白、日常生活的扫描和小众化发展,在美学风格上表现为越来越口语化、口水化、庸常化,造成的结果是,一些诗歌越来越远离人民、远离生活,成为自娱自乐的“一己悲欢”与“杯水风波”。

光明日报: 传统和诗意的回归

时间:2018年12月18日来源:《光明日报》作者:刘笑伟传统和诗意的回归——评李少君诗集《海天集》图片 1

  李少君在诗歌《我是有大海的人》中写道,“海鸥踏浪,海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沿着晨曦的路线,追逐蔚蓝的方向”。图为2017年2月3日,江苏连云港海滨,一只觅食的海鸥从水面掠过。新华社发(耿玉和摄)  

  李少君诗集《海天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出版)里,有一首意味深长且颇具象征意义的诗——《我是有背景的人》:“我们是从云雾深处走出来的人/三三两两,影影绰绰/沿着溪水击打卵石一路哗哗奔流的方向/我们走下青山,走入烟火红尘//我们从此成为了云雾派遣的特使/云雾成为了我们的背景/在都市生活也永远处于恍惚和迷茫之中/唯拥有虚幻的想象力和时隐时现的诗意”。在这首诗中,李少君表达了诗人介入现实生活的意愿,并且找到了诗人拥有“时隐时现的诗意”的根源:那就是大自然,就是山中的“云雾”。

  这首具有象征意义的诗作,标志着李少君对自己诗歌写作的发展方向开始了深刻思考。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新诗经历了朦胧诗、后朦胧诗等发展阶段,崇高、庄严、价值、意义等终极追求还在诗意的顶端隐约闪耀。随着中国诗人对西方现代诗歌的逐渐重视和越来越多的模仿消化,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新诗似乎越来越远离古典传统、主流价值和大众生活,逐渐向内心的独白、日常生活的扫描和小众化发展,在美学风格上表现为越来越口语化、口水化、庸常化,造成的结果是,一些诗歌越来越远离人民、远离生活,成为自娱自乐的“一己悲欢”与“杯水风波”。

  《海天集》是李少君2014年初从海南到北京四年多的新作结集。在这些诗艺日趋成熟的诗作中,可以看到李少君向中国古典抒情传统回归的努力。换言之,在中国古典诗词特别是山水诗、田园诗与中国新诗之间,李少君架起一道相通相融的桥梁。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新诗忽视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一种弥合。在这样的诗句中,我们读到了唐诗的意蕴:“在没有雨的季节,整个林子疲软无力/鸟鸣也显得零散,无法唤醒内心的记忆/雨点,是最深刻的一种寂静的怀乡方式”(《热带雨林》);在这样的诗句中,我们又可以读出宋词的质感:“伊端坐于中央,星星垂于四野/草虾花蟹和鳗鲡献舞于宫殿/鲸鱼是先行小分队,海鸥踏浪而来/大幕拉开,满天都是星光璀璨”(《海之传说》)。李少君认为,自然在古典诗歌中居于中心地位,自然是中国文明的基础,是中国之美的基础。中国之美,就是青山绿水之美,就是蓝天白云之美,就是诗情画意之美。所以,李少君的诗总是从大自然出发,找到自然的意境和诗意。中华诗词源远流长,积淀着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文化独特的精神标识。李少君从自然山水间找到了中国新诗能够继承的精神标识,那就是“自然”,并且用简约、委婉、宁静的诗写出了自然之美,也正因如此,李少君被誉为“自然诗人”。

  中国新诗的现代化,绝不可能抛弃中国古典诗词的抒情传统。《海天集》的可贵之处在于从古典诗词抒情传统中,找到了一条中国新诗通向现代化的路径。李少君说:“是到了重新认识我们的传统和借鉴西方对现代性的反思的时候了,是重新认识自然、对自然保持敬畏、确立自然的崇高地位的时候了。”同时,他突破了古典诗词山水田园的意象,向更博大、更深远、更具现代性的诗意进发。他写了不少海洋诗,那是一个诗人内心沉淀的深沉之作,是当代诗歌中书写海洋的重要收获。这些风格独特的诗作,既源于古典山水田园诗,又有别于传统,具有现代性风貌:“海鸥踏浪,海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沿着晨曦的路线,追逐蔚蓝的方向/巨鲸巡游,胸怀和视野若垂天之云/以云淡风轻的定力,赢得风平浪静”(《我是有大海的人》)。这些特征,在他的《云之现代性》《珞珈山的樱花》《敬亭山记》等诗作中也得到鲜明呈现。在抒写诗意时,诗人没有远离时代:“我是有故乡的人/每次只要想到这一点/我心底就有一种恒定感和踏实感/那是我生命的源头和力量的源泉”(《我是有故乡的人》),这份“恒定感和踏实感”,正是诗人对这个伟大时代和灵魂故乡的诗性回应。此外,《海天集》中收录了诗人刚刚完成的叙事长诗《闯海歌》,这是献给改革开放40周年和海南建省办特区30周年的致敬之作,也是深入生活、关注现实、拥抱时代的叙事诗佳作。

  诗歌评论家谢冕先生在《中国新诗史略》一书中,对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新诗表达了某种程度的失望:“失去了精神向度的诗歌,剩下的只能是浅薄。同样,失去了公众关怀的诗歌剩下的只能是自私的梦呓。”他还说:“现下的诗是离开诗的语言的精致和音乐性越来越远了,这不能不让人感慨焦虑。”是的,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国新诗不能失语,更不能缺席。《海天集》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中国新诗一定要从中华古典诗词和世界优秀诗歌中汲取双重养分,在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根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国新诗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云卷云舒,云开云合/云,始终保持着现代性,高居现代性的前列”。李少君的这首《云之现代性》,也是极具象征意义的。“云”是中国古代诗词中的代表性意象,如何使“云”具有现代性,考验着中国诗人的智慧。

新世纪诗歌格局中部分作品现实感浓郁、情真意切、元气淋漓,尝试改变诗歌文体弱于处理复杂事物的缺憾,大胆向叙事文学技巧“借火儿”。这些作品淡化凌空蹈虚的抒情倾向,努力重建与现实的关系,让诗歌更具包容性和真切感。然而,当前诗歌创作中观照现实的倾向并未构成大面积、强有力的覆盖,确切地说所占比重相当有限。而且,即便是那些称得上“及物”的现实性写作也不到位,对现实的本质存在误读,艺术水准滞后。这些问题叠加,使当下的诗歌总体上步履凌乱,与理想的沉稳状态相去甚远。

通读穆旦已经出版的全部诗歌作品,我们会发现一些词汇使用频率极高,远远高于其他的常用词汇,如“黑夜”“黑暗”“痛苦”等,这三个词汇尤其在1943-1948年间的作品中使用最为频繁,几乎决定了诗人创作的基本情感基调与现实意识,而这一时期恰是诗人创作最为重要的高峰时期,也是其诗歌开始朝向“经典化”的自我构造时期。诗人通过这些词汇专注于对现实历史的指称与构造,并通过对历史的转化而赋予这些词语以独特的诗学含义。

在当下的新诗写作中,诗人们一方面秉承传统,另一方面立足现实,融汇现代意识和技术。很多诗歌有着沉静的力量,有着自己独特的呈现和表达。诗人坚守自己的创作,不苟同,不附和。诗歌理论批评也有良好的助推作用。当然,当下的诗歌写作,也存在很多需要思索的命题。比如,诗歌进入公众视野的途径有待开拓,诗歌介入大众阅读范围的广度和深度有待提高。

《海天集》是李少君2014年初从海南到北京四年多的新作结集。在这些诗艺日趋成熟的诗作中,可以看到李少君向中国古典抒情传统回归的努力。换言之,在中国古典诗词特别是山水诗、田园诗与中国新诗之间,李少君架起一道相通相融的桥梁。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新诗忽视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一种弥合。在这样的诗句中,我们读到了唐诗的意蕴:“在没有雨的季节,整个林子疲软无力/鸟鸣也显得零散,无法唤醒内心的记忆/雨点,是最深刻的一种寂静的怀乡方式”;在这样的诗句中,我们又可以读出宋词的质感:“伊端坐于中央,星星垂于四野/草虾花蟹和鳗鲡献舞于宫殿/鲸鱼是先行小分队,海鸥踏浪而来/大幕拉开,满天都是星光璀璨”。李少君认为,自然在古典诗歌中居于中心地位,自然是中国文明的基础,是中国之美的基础。中国之美,就是青山绿水之美,就是蓝天白云之美,就是诗情画意之美。所以,李少君的诗总是从大自然出发,找到自然的意境和诗意。中华诗词源远流长,积淀着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文化独特的精神标识。李少君从自然山水间找到了中国新诗能够继承的精神标识,那就是“自然”,并且用简约、委婉、宁静的诗写出了自然之美,也正因如此,李少君被誉为“自然诗人”。

作者简介

二、“黑夜”一词的指称与构造

很多的新诗写作者,也以非常优秀的作品彰显了新诗写作的诸多可能。例如诗人昌耀,他的诗激情、凝重、壮美,有着饱经沧桑的情怀,有着苍茫雄浑的西部人文背景。他在《河床》中写道:“他从荒原踏来,/重新领有自己的运命。/我是屈曲的峰峦,是下陷的断层,是切开的地峡,是眩晕的飓风。”又如穆旦,他的诗象征意味浓郁,诗歌语言独具一格。他的《不幸的人们》中,有这样的诗句:“无论在黄昏的路上,或从碎裂的心里,/我都听见了她的不可抗拒的声音,/低沉的,摇动在睡眠和睡眠之间,/当我想念着所有不幸的人们。”再如冯至,他的诗低唱浅吟,抒情意味十足,又充满哲理:“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十四行诗》)

李少君在诗歌《我是有大海的人》中写道,“海鸥踏浪,海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沿着晨曦的路线,追逐蔚蓝的方向”。

必须承认,新世纪诗坛的喧腾多限于诗歌圈子。它的“热”和社会关注的“冷”之间反差强烈,群星闪烁的背后少见令人心仪的经典诗人与作品,表面的繁荣之下透着一股内在的沉寂。出现这种边缘化的诗歌生态原因何在?归根结底还是诗歌与现实关系的处理上出了问题。

它说:我并不美丽,但我不再欺骗,

中国百年新诗的探索传承,历经了语言的解放、诗意的嬗变和体系的确立。当下,新诗写作显现峥嵘,已经具备了自身的特点和形态。从古体诗词到新诗,“诗歌要真实反映现实”这一诉求从未改变。有一位诗人曾经说过:“如果一位诗人不走进他们的生活,他的诗歌的篮子里装的全是无用的假货。”

中国新诗的现代化,绝不可能抛弃中国古典诗词的抒情传统。《海天集》的可贵之处在于从古典诗词抒情传统中,找到了一条中国新诗通向现代化的路径。李少君说:“是到了重新认识我们的传统和借鉴西方对现代性的反思的时候了,是重新认识自然、对自然保持敬畏、确立自然的崇高地位的时候了。”同时,他突破了古典诗词山水田园的意象,向更博大、更深远、更具现代性的诗意进发。他写了不少海洋诗,那是一个诗人内心沉淀的深沉之作,是当代诗歌中书写海洋的重要收获。这些风格独特的诗作,既源于古典山水田园诗,又有别于传统,具有现代性风貌:“海鸥踏浪,海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沿着晨曦的路线,追逐蔚蓝的方向/巨鲸巡游,胸怀和视野若垂天之云/以云淡风轻的定力,赢得风平浪静”(《我是有大海的人》)。这些特征,在他的《云之现代性》《珞珈山的樱花》《敬亭山记》等诗作中也得到鲜明呈现。在抒写诗意时,诗人没有远离时代:“我是有故乡的人/每次只要想到这一点/我心底就有一种恒定感和踏实感/那是我生命的源头和力量的源泉”(《我是有故乡的人》),这份“恒定感和踏实感”,正是诗人对这个伟大时代和灵魂故乡的诗性回应。此外,《海天集》中收录了诗人刚刚完成的叙事长诗《闯海歌》,这是献给改革开放40周年和海南建省办特区30周年的致敬之作,也是深入生活、关注现实、拥抱时代的叙事诗佳作。

与偏离现实本质相伴生的,是表现现实过程中出现了因技术滞后造成的“艺术塌方”。按理说,从20世纪80年代的喧嚣和90年代的沉潜中走来的新世纪诗歌,拥有比较理想的艺术高起点。如何将日常现实转换、上升为诗性现实,这对很多诗人来说不在话下,根本不是问题。可惜大量以现实作为诗情、诗思资源的写作者,缺少深厚的文化内涵,缺乏必要的超越意识,没有接通更为博大、智慧的精神情怀,更没有上升到审美的层次。

四、晚期作品的“黑夜”意象

现实是多元的,诗歌当产生于现实之中,反映出现实的复杂性。诗歌在反应现实方面的先验性和审美意味,得益于诗人处理现实问题时的精心甄别和站位高度。现实是多元的,诗人的视角和笔触也应该是多元的,诗歌照应时代精神的维度也应该是多元的。这取决于诗人多年修炼的把握经验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诗人的个人经验、诗人把握现实的能力,都会体现在自己的诗作中,使一首诗歌区别于另一首诗歌,使一个诗人区别于另一个诗人。

李少君在诗歌《我是有大海的人》中写道,“海鸥踏浪,海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沿着晨曦的路线,追逐蔚蓝的方向”。李少君诗集《海天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出版)里,有一首意味深长且颇具象征意义的诗——《我是有背景的人》:“我们是从云雾深处走出来的人/三三两两

【文艺观潮·创作无愧于新时代的诗歌】

然后再受辱,痛苦,挣扎,死亡,

诗人要做的是在“现实”中发现诗意,并建构现实与诗歌之间的关系。诗歌来源于现实,但同时又超越现实。在这一点上,诗歌就是创造,创造一个“超越现实”的诗歌世界。在现实抒写方面,新时代的诗人需要不断创新、综合,既走向社会、走向现实,也走向内心、走向人性,将充满诗意而又泥沙俱下的现实、波澜不惊而又沟壑纵横的内心、复杂多变而又矛盾百出的人性充分结合起来。

诗歌;诗人;新诗;中国;李少君

也许有人会说,“诗歌与现实”的关系这个老掉牙的话题实在没必要再提,哪个时代、哪位诗人、哪种写作不涉及这个问题?这不是已经留下许多成功的范例吗?其实不然。老生常谈证明问题重要。问题始终悬而未决,所以能常谈常新。并且,不同时代、不同作者面临着不同的现实,不同作者面对同一现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可能有不同的反应。历史证明,凡是诗歌与现实高度和谐共振、词与物之间达成双向渗透时,大手笔的诗人和经典作品即会萌生,屈原的《离骚》、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郭沫若的《凤凰涅槃》等就是例证。

而不知长廊的尽头仍是黑暗

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气象、文化格调,往往由诗歌来呈现。因此,这个时代的诗人有着抒写的责任。

姓名:刘笑伟 工作单位:

诗人的情感一旦不与时代沟通,就只能是孤零零的个人情绪抒发

但现在,黑暗却受到光明的礼赞

例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是杜甫的家国情怀。“今日云景好,水绿秋山明。携壶酌流霞,搴菊泛寒荣。”这是李白的豪放飘逸。“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是苏轼的感时伤怀。“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这是辛弃疾的生不逢时……古代的诗人们以极具个性的诗作呈现了诗歌的品质。

李少君诗集《海天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出版)里,有一首意味深长且颇具象征意义的诗——《我是有背景的人》:“我们是从云雾深处走出来的人/三三两两,影影绰绰/沿着溪水击打卵石一路哗哗奔流的方向/我们走下青山,走入烟火红尘//我们从此成为了云雾派遣的特使/云雾成为了我们的背景/在都市生活也永远处于恍惚和迷茫之中/唯拥有虚幻的想象力和时隐时现的诗意”。在这首诗中,李少君表达了诗人介入现实生活的意愿,并且找到了诗人拥有“时隐时现的诗意”的根源:那就是大自然,就是山中的“云雾”。

诗人应该明白,介入现实的方式要合理,要注意与时俱进的思想提升和艺术建构,与现实之间保持一种出入俱佳、虚实有度的平衡状态。更为重要的是,诗人们宜淡化取巧、炒作的“诗外功夫”,从各种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诗会、诗赛、诗节中撤出,专心提升自己的修养,致力于生活的沉潜,用心打磨作品,学会有效地与现实“对话”,让诗歌从飘渺的云端回到坚实的地面,把接地气、说人话、写好诗作为毕生的追求。

1944年,穆旦创作了《活下去》一诗,此诗表现出对时局与历史处境的悲观以及苦闷、绝望的情绪,现实以最具体最直接的方式挤压着诗人的意志与神经,当年11月16日写给唐振湘的信中,穆旦写道:“我们这边都在谈论,关心,而且呈现动摇,很大的苦闷压在人的心上,前后左右都悲观。”这首诗所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体验与思考,如标题所显示的,“活下去”意味着虽然艰难但必须的决绝,“活下去”的主题乃是历史的黑夜,所以结尾处出现的“黑夜”一词,分量颇重,包含着穆旦对历史以及人的生存境遇的深刻思考。与之前诗作相比有很大不同,这里的“黑夜”不仅仅是在描述情景、情绪体验或是与“光亮”相对的黑暗状态,否定性的力量等意义上使用,也出现了新颖的含义,这种新的含义在于对“黑夜”的肯定,以及通过这种肯定对历史与生命中控制力量的命名。这种力量不是历史学家通过事件分析或是哲学家通过概念命名可以捕获的,需要借助诗人充满“丰富的痛苦”的心灵才可以领会认知,因为黑夜的本质不是别的,正是痛苦本身,而痛苦之所以是痛苦,在于无休止的纯粹的否定,如这首诗的最后一节所写,没有痛苦、重创、诅咒,没有贫困、困境、深渊,就没有黑夜。黑夜之所以为黑夜,在于无所希望,永恒的幻灭,在于时间毫无仁慈怜悯可言,在于“没有救治”,“没有援助”,黑夜之所以为黑夜,在于其所论证:“除了走去/向着一片荒凉,和悲剧的命运!”那么从黑夜中孕育圣洁就意味着,在没有救助之处获得拯救,这是如何可能呢?

新时代的诗歌写作实践中,“但愿我们真正成为我们人民的良心”(塞弗尔特)。诗人应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好的诗歌在于突破,在于创造,在于能够触动人心,能够被读者喜爱,能够流传下去。在现实土壤的孕育下,诗人应拿出好的作品来为这个时代作证,并以诗歌来反哺所生活的时代,展现“现实”中真实的“爱”。

作者简介

当下,众多网络写手、诗人和编辑在书斋里凭借智力炮制的泛化诗作,从本质上讲就是在公开地误读与歪曲现实。它们对现实的本质偏离也更为可怕。互联网的便捷和传播渠道的多元,成全了一批以“好玩儿”和盈利为目的的写手。他们没有生命的感动,没有思想的触发,更没有灵魂的投入,完全靠知识和书本代替生活体验,无中生有地“硬写”。基于功成名就后的匠气,多年打磨训练的技巧,以及一点点的小聪明,他们也可以把诗歌写得四平八稳、老到娴熟,看上去有模有样,但就是缺少生机和创造性,充其量只是一种技术的博弈,属于典型的思想“原地踏步”,搭建的是与生命、精神无关的“纸上建筑”“网上建筑”,成为玩意儿十足的形式飘移和灵魂的随意漫游。毫不走心或“为赋新诗”的发生机制,注定了这些诗歌与现实之间有着说不清的隔膜,其“假小空”的状态是对生活和生命本质更深层的偏离。

原标题:张伟栋:论穆旦诗歌的“黑夜”一词

(作者:刘笑伟,系《解放军报》文化部主任)

姓名:罗振亚 工作单位:

可是在勇敢的中心:茫然。

诗歌评论家谢冕先生在《中国新诗史略》一书中,对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新诗表达了某种程度的失望:“失去了精神向度的诗歌,剩下的只能是浅薄。同样,失去了公众关怀的诗歌剩下的只能是自私的梦呓。”他还说:“现下的诗是离开诗的语言的精致和音乐性越来越远了,这不能不让人感慨焦虑。”是的,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国新诗不能失语,更不能缺席。《海天集》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中国新诗一定要从中华古典诗词和世界优秀诗歌中汲取双重养分,在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根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国新诗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云卷云舒,云开云合/云,始终保持着现代性,高居现代性的前列”。李少君的这首《云之现代性》,也是极具象征意义的。“云”是中国古代诗词中的代表性意象,如何使“云”具有现代性,考验着中国诗人的智慧。

而私密化、小情小调的流行,势必搁置能够传达终极价值和人文关怀的题材。诗人自我的情感一旦没有和时代、社会沟通,就只能是孤零零的个人情绪抒发,容易出现精神贫血、诗魂孱弱的现象,无法提供必要的思想与精神力量。一些诗歌作品虽然有巧思和情趣,想象力奇特,但过于庸常,没有精神的提升,或者怪诞得毫无深意和美感,只能让读者失望而返。

主呵,这一刹那间,吸取我的伤感和赞美。

而一个时代如果产生了能够深刻介入现实、影响写作风气的诗人,产生了让人读后顿觉海阔天空、诗魂高迈又具有超越时间力量的经典作品,即便这样的诗人和这样的作品凤毛麟角,那个时代的诗歌也称得上繁荣了。考察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创作,发现它们和现实一直互为关联,时而异常密切,时而若即若离,总体上留下了一条从疏远到重建的运行轨迹。

考虑穆旦所置身的历史背景,这几个词语的频繁使用并不是值得奇怪的事情,况且,“黑夜”是现代文学的一个流行主题,《野草》中的“秋夜”隐喻,茅盾的“子夜”象征,丁玲的“在黑暗里”,巴金的“寒夜”等构成这一主题的经典形象,顾彬以“黑夜意识”来对此进行概括,顾彬曾依此问题意识简略梳理刘鹗、鲁迅、茅盾和巴金、翟永明作品中“黑夜”的象征含义。穆旦诗歌中的“黑夜”意象,早前有学者做过讨论,也是在象征含义的层面上展开的,段从学的著作《穆旦的精神结构与现代性问题》将其作为现代性生存困境的象征来处理的,“在穆旦这些早期作品中,黑夜始终是最为引人注目的核心的意象,黑暗则是现实世界的基本底色。《夏夜》和《冬夜》是直接写黑夜的。在《夏夜》中,一切都是“黑暗,寂静”的,充满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窒闷。”实际上,“黑夜”是贯穿穆旦写作始终的意象,从1934年的《夏夜》到1976年的《面包》,“黑夜”的主题与意象虽呈现为不同的含义,但一直是穆旦的诗歌词汇表中的核心词汇,因此,无论是顾彬的“黑夜意识”还是段从学的现代性生存困境都不能够概括穆旦的“黑夜”一词,从而也无法把握其新颖含义。

编者按

一朵白色的花,张开,在黑夜的

有些诗人把真情实感的流露视为诗歌的最高旨归,这无形中将诗歌降格为无难度写作。他们的作品手法单调、滞后,现实有余,灵动不足,不但无法准确传达出繁复、微妙、生动的现实世界,也耐不住读者的咀嚼,滋味寡淡。如果说偏离现实本质的诗人没找准有价值的“现实”,而这些诗人面对好端端的现实却心有余而力不足,表现不到位、不恰切。他们操持着过于传统的技巧,这在日新月异的当下现实面前,显得老套和无力。

难产的圣洁的感情。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对诗歌这门艺术形式的推崇,对温润诗意的不懈追寻,曾经在中国人精神生活谱系中占据重要位置。百年以来的新诗创作,延续了诗歌的内在精神气质,创造了诗歌艺术的新天地。

——《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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