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萄京888官网-娱乐注册网址首页 > 文学作家 > 区外20多位民族作家与广西作家、评论家汇聚一堂,张燕玲还集中审视了广西的女性作家群体

区外20多位民族作家与广西作家、评论家汇聚一堂,张燕玲还集中审视了广西的女性作家群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提出创建陆地文学馆,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一个实际步骤,也是增强左江文化自觉和自信的一个重大举措。当前创建陆地文学馆,是激励和培养崇左乃至广西高素质文艺人才的需要,也是‘花山文脉’的延续,更是壮族优秀文化传承的有效途径。”罗瑞宁对记者说。

张燕玲的《有我之境》(作家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尽管不能看作是对“文学桂军”发生与发展状况的研究专著,但其中所触及的“文学桂军”在近些年来的发展形态,以及所包含的敏锐的批评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为“文学桂军”的研究起到了助推作用,并成为窥探“文学桂军”发展现状的一面镜子。

一个时期好的文学应该是这个时期母语使用的优秀样本,是这个时期母语建设的大力推动者。《美丽的南方》既成为中国的土改小说的一个范本,也开创了当代广西长篇小说的历史。于是,连续20年间,李栋、王云高《彩云归》,李英敏《南岛风云》,武剑青《失去权利的将军》,蓝怀昌《波怒河》,黄继树《桂系演义》,韦一凡《劫波》等小说都在上世纪80年代前贡献出各自的文学想象,并获得一定的影响力。尤其在《邕江》1979年第1期发表的短篇小说《彩云归》,虽有主题先行之痕迹,但其领改革开放之先锋,较早抒发了流落台湾的大陆人对故乡故土的款款深情,影响一时,小说很快被《人民文学》1979年第3期转载,并获得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成为文学广西的一个时代标识。

进入新时代,广西一批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引起文坛瞩目。陶丽群凭借小说集《母亲的岛》获得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其作品以鲜明的地域特征和细腻独特的人物内心描摹,彰显作家的审美追求。红日先后推出长篇小说《述职报告》《驻村笔记》,受到好评。特别是反映脱贫攻坚、塑造“第一书记”形象的《驻村笔记》,成为国内同类题材中较早推出的优秀作品。其文字中不动声色的幽默诙谐,面对苦难的坚韧和达观,体现出一种民族的共同心理特质。光盘也保持着极佳的写作状态,连续在国内各大刊物发表中短篇作品,2019年7月在《民族文学》头条推出“湘江战役”题材长篇作品《失散》。李约热、杨仕芳、韦晓明、莫俊荣等,也都佳作频出,保持着良好的创作态势。

随着“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号角的吹响,各地文艺工作者纷纷走出“庙堂”,贴近深沉土地,掀起一股“深扎”热潮,收获了丰硕果实。然而,对于个体性的文学创作,人民日报文艺部原副主任王必胜认为,有的地方或许误解了“深扎”内涵,出现“活动多但作品少”的现象。王必胜阐述,对少数民族作家来说,深入生活并不是难题。因为他们一直身处一方水土,写得最多的就是熟悉的东西,真正的难题是如何深入民族文化的精神层次。因为“现在我们被纯消费影响太多,缺少传承传统和接地气的作品”,所以“对自己要有高标尺,要坚信少数民族文学是大有可为的,坚信写民族的作品是有吸引力和有可能走得出去的”。

文学馆的基础是有价值的文学史料。对于创建陆地文学馆而言,抢救散落各地的陆地珍贵资料,是当下最紧迫的任务。记者了解到,广西民族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文学研究学术团队为此不懈努力,他们通过电话联系,上门走访陆地亲属及其生前好友等动员捐赠,目前已收集到《瀑布》手稿、陆地各种获奖证书、陆地墨宝及各版本的陆地作品及研究等各种珍贵资料近千件。

张燕玲还集中审视了广西的女性作家群体。如《在漫游中狂想——林白的〈致一九七五〉》中,她发现,作为“文学桂军”女性作家代表人物的林白,近年来的创作突破了早期的“私人化”写作,进而走向了“渗透着他人生活的众多的个人生活”的创作方式。这既是对新时期以来女性写作在突破自我方面的重要贡献,同时也为“文学桂军”中女性作家的写作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在《玫瑰花开——广西女作家札记》一文中,她抛弃了刻板的分析姿势,而以感性的心态和札记的笔法,描摹出了杨映川、黄咏梅、凌洁、纪尘等女性作家近年来小说写作的基本形态。作者认为:“这真的是一群不一样的女性,她们挣扎在生活的深处,然后平静,再挣扎再平静,并以性灵记下这些生命的痛苦和快乐。‘尽管绝望,仍然守望’,这是女性作家们的坚定姿态,超越年龄,超越种族,超越地域。”这番话既熔铸了作者独特的女性意识,同时又表现出了对“文学桂军”发展状况的深刻关怀。

“恨不得长上翅膀,/像鹰一样飞。/恨不得多生两条腿,/像马一样奔。……未来过的地方,/古卡来到了,/要来的地方,/古卡来到了”。他来到心爱的姑娘依娌被土司囚禁的地方,身穿百鸟衣的依娌一扫百日不笑的忧郁:“依娌笑又唱啊,/像乌云要射出金光,/像鲜艳的花朵开放了,/像美丽的孔雀开屏了。”壮族青年古卡与土司斗智斗勇,救出依娌飞马奔向自由的远方:“飞了三日又三夜,/马蹄一歇也不歇。/飞过了九十九座山,不知道什么地方了。/英勇的古卡啊,/聪明的依娌啊,/像一对凤凰,/飞在天空里。//英勇的古卡啊,/聪明的依娌啊,/像天上两颗星星,/永远在一起闪耀。”

如上所述,无论从民族作家梯队来看,还是从民族文学与广西文学整体、广西民族文学与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比较维度来看,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都是充满活力、特色鲜明的。当然,新时代的广西少数民族文学,也还面临诸多问题和困难,存在不足和短板。如何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冲力和后劲,如何打造和强化自身的特色和优势,这是关系广西民族文学发展的现实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少数民族作家特别是有全国影响的名作家还不够多;直面时代现实、深刻反映民族生存命运和创造实践的优秀作品还较少;长篇小说更是弱项,近30年来一直没有长篇小说获过全国大奖。二是发展不平衡。壮族、瑶族、侗族、仫佬族等民族的文学发展相对繁荣,都有民族文学领军人物;毛南族、苗族、回族、京族、彝族、水族、仡佬族等民族,中青年作家出现断层现象;京族、彝族等世居民族还缺乏本民族作家,多年来没有作品在国家级层面发表或出版。三是个性特色有待强化。相对于广西民族文化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省、自治区的民族文学及区域文学的民族特色和优势而言,广西民族文学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从整体上看还不够明显。壮族作家能够用壮文创作的屈指可数。这不仅表现在民族题材、民族形象、民族主题、民族语言的作品数量减少,而且表现在思想观点、理论批评、价值取向的模糊上。强调民族形式而忽略民族内容,追求现代性而割裂传统,迎合全球化而抛弃本土经验等等。就民族文化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而言,作品往往有民族文化之“名”而无民族文化之“实”,注重民族形式而轻视民族文化内容,强调民族文化发展而忽略继承等。这就导致了作品中缺少应有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内涵。

广西作协主席东西从小羡慕少数民族作家的特色基因文化。他认为,现在少数民族作家与汉族作家相互融合,不分你我,时下对文学评价的标准也是多元的,每个作家都可以从不同标准中追求自己所需。同时他感觉到,面对当下文学创作同质化的现象,需要处理好全球化与民族性的关系。在这种形势下,少数民族作家优势比较明显,如果将丰富性和独特性丢失,那就十分可惜。更重要的是,少数民族作家应从渴望被人了解到深入了解自己,不要总是处于“展示”状态。如果少数民族作家不多了解自己内心,不注重“内观”,那么永远只能停留在“展示”的层次,出不了真正的好作品。

广西籍作家林白表示,这些年她尝试用地方性方言资源加入创作。在写一部长篇小说时,用普通话写到20万字,方言意识觉醒了,觉得可以试着把方言突破一下,用一下方言资源,结果发现方言已不在舒适区,感受到地方性的叙事值得珍惜。

这部研究力作共分“四辑”,共计76篇文章,专门研究“文学桂军”的文章近30篇,所涉及的作家包括林白、东西、鬼子、李冯、朱山坡、李约热、光盘、纪尘、杨映川、黄佩华、王勇英等。从地域的角度来说,作为广西人的张燕玲在书中以“内面的人”的视角,集中展示出“文学桂军”在当下的发展状况,她尤其通过对他们创作中所凸显的广西地域、民族、文化等要素的剖析与观察,构建出了“文学桂军”研究的当下景观。

东西、鬼子的文学想象,的确带有偏僻的南方特有的一种偏僻的文学表达,野性又先锋。关于生与死,所谓“生生有德”也是南方作家钟情的母题。比如云南作家胡性能说:“生是一门课程,死是一门课程。”这位饱有先锋精神的作家一直不断地艺术实验,提出“向内转”、“心灵现实主义”等等,他探索如何通过自我解剖来了解和想象他人,如何呈现人性内部的隐秘风景。他的《生死课》就试图通过小久父子的殡葬生活与命运,深入生存社会的底层空间,讲述普通百姓关于生与死的课题。作者把同情之理解深切注入每个人物,无论生还是死,都赋予足够的尊重,使人物在哪怕生命最后一程都走得有尊严,唯此,主人公小久作为人生摆渡者的形象得以鲜活动人,卑微而正大。小说结构紧致,描述富于质感,生动的细节里充盈着人性的温情,也弥漫着黯然与惆怅。

为此,首先要进一步整合民族作家队伍,建设和打造民族作家群,形成民族文学发展的合力。广西目前作家群有很多,如相思湖作家群、独秀峰作家群、桂西北作家群、桂东南作家群、北部湾作家群等。但是从民族文学角度打造的作家群尚未形成,未能在创作实践中形成民族作家群创作活动的自觉意识,在文学批评方面也未能形成对民族作家群进行整体建构和研究。因此,广西民族文学发展须在坚持民族性和本土化的基础上,以民族文学集群的形式实现边缘突围,着力打造民族作家群和各个民族的文学领军人物,形成民族文学发展的整体优势。同时,要着力发现和培养人口较少民族作家,通过重点扶持的方式保障11个世居少数民族文学的平衡发展。

3注重“内观”告别“展示”

出席揭牌仪式的专家学者们普遍认为,创建陆地文学馆,传承民族文学经典,打造本土民族文化品牌,创造别具一格的“文学文化景观化的创意平台”馆藏展示,不仅可以促进地域和壮族文学的持续崛起,还可助力旅游产业发展和推进高校内涵式发展,对崇左乃至广西推动并加固“壮汉一家亲”将发挥重大文化作用。

(作者:钟世华,系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学院二级作家)

东西的作品生长在野气横生的广西,充满着寓意和野草般的文学想象。2016年初,我第一次把东西的长篇小说《耳光响亮》《后悔录》《篡改的命》称之为“命运三部曲”。可以说,这个三部曲一以贯之东西对命运的不懈追问,其决绝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风格,既坚定执著关注民间苦难的平民立场,又有紧密的内在逻辑形成井然密实的结构,棱角分明的主人公构成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命运诡异坎坷赋予小说的狠毒绝望与野气横生。比较独特的是东西有东西幽默,那是一种含泪的笑或说一种凡间的快乐,使其小说中野地里生野地里长的人物充满荒诞感与艺术张力。同时,我认为最能体现东西的小说理念的,还是他的中短篇小说,这批小说往往内容也是形式,以小人物的艰难人生想象出巨大的文学寓言,显示出东西在形式上的极端追求和对情感的诚实坚持,颇具先锋性。《没有语言的生活》的叙述把失聪儿子、失明父亲和哑巴儿媳放在一个野气横生的文学场域,让瞎子发问,哑巴点头或摇头,妻子再把看到的说出来告诉瞎子。这既是内容,更是形式。东西长于处理想象与现实、肢体与语言、形而下与形而上、人性人心与时代精神症候的关系,使隐喻的寓言力量与文本的活力穿心而过,充满艺术张力与批判性,直抵世道人心。像《没有语言的生活》那种手持解剖刀,刃刃见血骨的野性劲道,今天都是稀罕的,就是近期东西的小说都少有如此精细精彩的叙述。他很多的中短篇小说都有着出色奇崛的艺术想象力和决绝的现实批判精神,又呼应着南中国山林的野性,使这脉陡峭的剑走偏锋的文风,一如八桂大地遍地的野生植物,散发出生猛奇异、蓬蓬勃勃的活力,并成为当代中国一个独有的文学存在。

其次,是秉持精品意识,塑造民族文学形象,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广西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学传统,新时代的作家需要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推出更多精品力作。民族文学品牌打造,归根到底,有赖于民族文学形象的塑造。民族文学是广西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文学形象的构建,也是文学桂军得以彰显文化认同和审美标识的重要途径。

关于母语创作与翻译问题,新疆文联副主席阿拉提·阿斯木表示,新疆多个地方对少数民族文学比较重视,国家层面也给予相应支持。他们所采取的措施是通过专业培训开拓少数民族文学翻译新领域,打通与外界并轨的文脉。具体做法是,与全国性文学刊物联合举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南北疆联合举办母语创作培训班,同时进行文本翻译专业培训,比如把其他省份优秀作品翻译成母语进行交流,把本身母语作品翻译为汉语向外界传播。如此一来,各地创作热情被调动起来,还培养出一批创作人才和翻译人才,进一步推动新疆文学发展。

桂籍旅美作家、广西师范大学客座教授陈谦结合自己的创作体验,认为文学艺术的要义是追求作品的独特性和不可重复性,而地方性就是一部作品的文化指纹,就像一个出色的歌者,必须要拥有自己独特的声音一样。只有拥有他人难以复制的品质,文学作品才可能具备真正的艺术价值。

该书对“文学桂军”研究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其对青年作家的挖掘与呈现上。如在《文学变局中的广西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一文中,作者将目光聚集“文学桂军”中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创作,通过对其饱含着现实与梦境的民族书写,通过对这些作家富于本土化与现代性的多样写作的观察,有力地再现出这些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创作成绩。《以精神穿越写作——关于广西的青年作家》一文则将焦点投射在“文学桂军”的“青年小说家群体”和“青年诗歌群”上。作者细读创作文本,分析作家的写作姿态、思想观念、艺术手法等,勾勒出了“文学桂军”中青年作家的基本形象。《平实的收获——2004年广西青年文学扫描》一文则以2004年广西文坛的观察为契机,通过分析这些作家们的代表性作品,展现出“文学桂军”中70后作家群的整体面貌。可以说,对“文学桂军”中青年作家的观察与研究不仅成为《有我之境》一书的最大特色,同时也为今后的“文学桂军”研究作出了方向上的指引。值得一提的是,对青年作家的关注与张燕玲作为《南方文坛》杂志的主编关系密切。她指出,“《南方文坛》对广西的文艺现象特别是对广西青年作家的推介是全方位的”。

民族集体记忆,是民族艺术的创造之源。韦其麟等一代文学前辈对民族文化的现代重塑,便是文学的自觉。以中篇小说《傩面》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贵州作家肖江虹,其作品强调民族文化的异质性,并自省“我们这一代作家站在前辈肩膀上并没有走得更远”,他提出边地写作必须拥有世界眼光,才有超越前辈的可能。肖江虹数年间奔走于田野考察傩戏,认为“唱词中包含了丰富的地区文明成就。民俗也能在某种程度上串起民族的漫长历史。但民俗落实到小说中只是一个符号化的体现,文学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人”。《傩面》就是通过最后一个傩面师秦安顺和返乡女子颜素容之间的故事,成功塑造了秦安顺这个民族文化的符号性人物,秦安顺作为雕刻傩戏面具的传人和傩村的引路灵童,在一直唱傩敬傩的过程中,为今人与先祖、生者与逝者之间搭建了一座灵魂往返的桥梁,而在城乡流动的现代社会,最终他的离去,连同曾经的神具即各式傩面都被付之一炬。傩面的兴衰,为颓败的乡村文明与民俗传统唱了一曲悠长的挽歌,同时也为传统与现代达成了和解。《傩面》一如阿来的《蘑菇圈》,都是通过格物写人的世界。正如老斯炯离开机村时对儿子胆巴说:“我老了我不心伤,只是我的蘑菇圈没有了。” 时代的巨轮,同样也让肖江虹的傩面如蘑菇圈般走向消亡的命运,但是人心何以在时代变化中向阳而生,则是作家面对时代,理解现实,想象历史的问题,也是作家的文学态度。

新时代广西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繁荣,得益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文化建设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中国作协贯彻中央要求,对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给予空前投入,连续多年多批次在鲁迅文学院举办少数民族作家培训班,对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广西各民族作家也是受益者。国家级文学刊物《民族文学》以推出优秀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繁荣少数民族文学为己任,不遗余力发现、培养包括广西各民族作家在内的基层少数民族作者,《民族文学》也成为了广西少数民族作家走向全国的最重要园地。广西作协在历次签约中,注意加强对少数民族作家的激励和扶持。良好的文学生态和氛围,极大地调动了广西各民族作家的创作积极性,形成了你追我赶、共同攀登高峰的生动局面。

如果把中国文学比作一条奔腾不息的大河,那么少数民族文学便是汇入大河的重要支流。地处少数民族地区的广西,少数民族作家占据一定分量,仅广西作协的壮族作家就有数百人。广西桂学研究会会长潘琦回忆,广西文学创作在上世纪50年代呈现一段旺盛时期,到上世纪90年代文学桂军“三剑客”又掀热潮,少数民族作家已是广西作家的中坚力量。潘琦认为,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在年轻一代的不断接力下,预计未来5年会出现文学桂军第三梯队,将有更多新生力量助推广西民族文学走向外界。

区内外与会专家共同回顾陆地文学生涯及创作特点,并从“新时代的地方叙事”这一主题出发,各抒己见。

该书具备着强烈的地域色彩,以地域的视角彰显出“文学桂军”的创作实绩,这集中体现在对一些作家群体的观察上。在《风生水起——广西环北部湾作家群作品札记》《从“鬼门关”出发——成长中的玉林作家群》《山里山外——〈都安作家群作品选〉札记》等文章中,“广西环北部湾作家群”“玉林作家群”“都安作家群”等代表性作家群体进入张燕玲的批评视野。她聚焦地域性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本体作用,集中谈论了这些群体对于“文学桂军”发展的重要意义;同时又立足于民族性、文化性的视角,指出这些作家在地域景观呈现上的突出贡献。而作家们则通过饱含民族性与文化性的写作,获得了自我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并最终确立起了“文学桂军”在当下发展的独特景观。当然,张燕玲并非是孤立地看待“文学桂军”,而是借助海南、广东、四川等其他地域文学的观察,以深刻的对话方式与开放的眼光,将“文学桂军”放置在全国文学的发展版图之中,在呈现其近年来发展实绩的同时,有效地确立了“文学桂军”的独特性。

民族性与现代感:《百鸟衣》

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不足,在于深层的民族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的发掘不够。这集中表现在对民族主题、题材、人物、语言、风土人情的文学表达停留在现象层面,未能深入民族文化本质,同时也表现在对民族矛盾的有意回避和简单处理上,未能描画出民族性与人类性、传统性与现代性、全球化与多元化的碰撞中复杂、细腻、矛盾的民族心理发展轨迹。就对民族文学发展的理念而言,二元对立的思维对创作观念的更新构成阻碍。要么是抱着狭隘的民族观念,只强调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形成封闭和保守的创作格局;要么片面强调开放性和世界性,有意淡化甚至“摆脱”自己的民族身份,造成文学创作的民族性和民族特色的削弱。

中国环境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郭雪波也认为:“少数民族作家多是‘草根’出身,多来自基层。现在所面临的不是‘深扎’问题,而是如何把这么多年‘深扎’融入血脉的‘基因’更好地流淌成文字,如何形象表达以让更多的人接受。”在他看来,少数民族作家的实力并不弱,但可惜的是,一些作家对民族母语脉络缺乏深入了解。打通“血脉”,需要对本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现状有深刻了解。地域、气象、习俗、母语等对民族作家的影响是深远的,只有与民族生态、历史、文化进行灵魂对话,才能创作出具有民族精神内涵的作品。

Copyright © 2015-2019 http://www.diarioenlamira.com. 澳门新葡萄京888官网-娱乐注册网址首页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