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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能自由地为祖国、人民和伟大时代而歌唱,如《白族文学史》中记述1936年红二方面军经过白族地区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初期,一批少数民族诗人就创作了许多富有独创性和民族特色的诗歌作品,在中国诗坛上构成了一道独放异彩、耀人眼目的风景线。

  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都创造了自己的文学,包括现代文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少数民族的文化都得到发展,有的民族已编写出自己的文学史著作。但已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基本上是汉族的文学史。只有几位少数民族作家入史,如满族的老舍、蒙古族的萧乾等。现在也有把沈从文作为苗族作家的。而真正来自少数民族地区,主要用少数民族语言,描写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家作品,还没有完全进入现代文学研究者们的视野。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创造现代文学主流的是汉族作家,但少数民族作家和群众的创作,也应在现代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才能全面反映我国现代文学的完整面貌。表现我国现代文学多民族性的特点,这任务至今尚未完成。

总之,羌族地区的文学创作,如源远流长的岷江,不断在延续、传承,也不断在创新、发展,它终究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母语文学的冰山和高峰

钟世华:一宁老师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和我进行访谈。2017年,中国新诗已走过整整100年的历程,那我们的访谈就先从诗歌开始吧,能否先谈谈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的现状、问题和出路?

第一,不仅每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诗人,而且诗歌作者的队伍更加壮大。大家挣脱了种种“左”的禁锢,思想解放了,眼界开阔了,题材不断拓宽,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现实生活、人生百态,英雄人物、普通百姓,山水风光、花鸟虫鱼,各种各样的题材都在少数民族诗人的笔下得到了异彩纷呈的反映,语言形式、表现手法、艺术风格也更加多样化。少数民族诗歌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显得更加丰富奇丽、多姿多彩。

  首先,大多处于收集材料和初步整理材料的阶段,这当然是写史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基础性的。特别是少数民族的现代作品,仍然多是民歌、民间故事等口头创作,有的还要深入民间去搜求,工作量还不小。因而初步的工作便是选择、列举并介绍这些作品。如《蒙古族文学史》(注:齐木道吉等编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出版。)记述在内蒙广泛流传并有全国影响的民间叙事诗《嘎达梅林》,对其产生的背景、故事情节、人物塑造、艺术表现特点、目前整理情况等,都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又如对描写本世纪20年代科尔沁草原上蒙族人民痛苦生活与艰苦斗争的《英格与勒城》、《格瓦桑布》两首叙事诗,也介绍得较为详细。这都有助于人们对蒙古族现代文学的了解,哪怕是复述一下它们的情节,也是很必要的。一些书中还注意现有文献资料的收集和利用,这些文学的记载,就更可靠些。如《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史》(注:内蒙古大学中文系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出版。)中记载了40年代后期《内蒙古自治报》、《内蒙古日报》上发表的一些作品,如1947年至48年间,所发的《访问西太本》、《王金财诉苦》、《恶霸拘留所参观记》、《哑吧诉苦》、《恶霸地主包迎祥的罪恶史》等描写土改运动的通讯报告,以及当时这些报纸上发表的优秀群众诗歌。一些书中也还注意记述非专业作家的创作,这部分知识分子对少数民族文化事业与文学创作的发展,有过贡献,也是可以上史的。如《白族文学史》(注:张文勋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1983年7月修订。)上介绍了白族知识分子张子斋、马曜、杨明等的创作。杨明受到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的影响,抗战时期在昆明曾创作长诗《死在战场以外的中国兵》,内容是写农民被拉壮丁,告别了父母妻儿和土地,但并未战死在抗日战场上,却死在了长官的皮鞭下。据说此诗曾得到闻一多先生的赞赏。建国后他担负戏改工作,他所整理改编的戏曲,如《牛皋扯旨》、《借亲配》、《望夫云》等是很有名的。马曜、张子斋等也写过不少较好的作品,建国后都成为白族的重要文化干部。

东汉时期,在汶山郡以西的古羌部落对内地先进的经济、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们在与东汉王朝的交往中,少数古羌部落的首领创作了《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远夷怀德歌》等诗歌作品。这些诗歌作品,为后来羌族书面创作的增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三国时期,古羌人中出现了一批具有较好文化修养的军事将领,他们不仅精通汉文书简,而且还能用汉文写作,创作了较早的一批羌人散文作品。

其次,我们不仅要认真继承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而且还要虚心向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学学习,要有世界眼光,创作出的作品要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高度。如果一个民族作家只关心自己的族群,不关心人类,那么他的作品即使民族性十分突出,也不会走向世界。只有关心人类共同的命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作品才能博得包括自己同胞在内的全世界读者的欢迎。一部优秀的民族文学作品,不仅仅是赞美和歌颂本民族为创作的惟一目的,还应该勇敢地自我批判和解剖,这样的作品才能超越狭隘的民族感情,才能让他人认识你的民族,我们的作家首先应该是民族灵魂的分析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不仅入木三分地分析了人类的灵魂,也毫无保留地分析了俄罗斯民族的劣根性,但是读者并没有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判和分析就不尊重俄罗斯民族了,而更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伟大作家的大胆的批判和深入分析,更加尊敬俄罗斯文学。我们向世界各民族的优秀作家学习,不仅学习他们的写作技巧,更要学习他们的思想和人文关怀,学习他们的文学境界。

石一宁:我不是诗人,也不是诗歌研究者,因此对这一问题缺乏深入的思考。但作为一个国家级少数民族文学期刊的办刊人,对这一问题多少有自己的看法。

更多的诗歌则着力于别开生面地反映少数民族的新生活、新思想和新追求,热情洋溢地抒发和表达本族人民在新时代的欢乐感情和美好畅想。如库尔班·阿里的《从小毡房走向全世界》、康朗甩的《傣族之歌》、康朗英的《金纳丽在飞翔》、饶阶巴桑的《牧人的幻想》、巴·布林贝赫的《生命的礼花》等。还有柯岩、高深、汪承栋、柯原、金哲等一批诗人的各类题材的诗作,也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在搜集材料中,各书作者都很注意有关革命题材的作品,因为从这类作品中能够看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对于各少数民族的影响。如《白族文学史》中记述1936年红二方面军经过白族地区。红军在白族地区为时不过几天,却在白族人民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并给白族口头文学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白族口头文学中出现了反映崭新革命斗争的题材和崭新的革命英雄人物形象关于红军长征的传说故事,为白族口头文学开辟了新的领域。(修订版,第227页)此后留传于此的,就有《红军攻打宾川城》、《贺龙换马》、《贺龙挥臂擂石鼓》等故事。《广西壮族文学》(注:广西壮族文学史编辑室、广西师院中文系编,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1961年7月出版。)中记录了壮族中流传的许多关于韦拔群的故事,如《自由和平等》、《草帽的来源》、《瑶族奶奶舍身救拔群》等的故事,主要表现壮族共产党员韦拔群为人民的解放英勇斗争,他与人民的血肉关系。在《纳西族文学史》(注:云南民族民间文学丽江调查队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60年2月出版。)中,也记载了1936年红二方面军路过丽江时,给纳西族人民留下的深刻印象,从此流传开许多民间故事,如《一个连长的故事》、《萧克扛锅》、《再有十万八千里也要行》等,多是歌颂红军的。还出现了一位叫文修的民间诗人,他是被地主派到城里去背东西的,却在城里看到红军给穷人发银钱。后来据此亲身经历编了抒情诗《三月和风吹》,一直流传到云南解放以后,又由他本人做了修订、整理。

据《左传》记载,春秋时期,羌族出现了一个叫驹支的人。他是羌族的首领,在与晋国大夫范宣子争辩的过程中,他“赋《青蝇》而退”。《青蝇》是《诗经·小雅》中的一首诗,其中写道:“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营营青蝇,止于棘。谗人罔极,交乱四国。营营青蝇,止于榛。谗人罔极,构我二人。”诗人把专进谗言的人比作苍蝇,十分贴切。驹支借用这首诗表达了古代羌族人期望与中原人民团结互信、和睦相处的良好意愿。

以上两点,对一个作家来讲不是互相游离的,而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促成一个优秀作家的成长。对于蒙古族作家来讲,我们不仅要讲好草原的故事,更要让全世界都喜欢听草原的故事,让世界感受到草原的故事关乎到全人类的共同命运。蒙古族作家只有心里既装着草原又装着世界,才能创作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优秀作品。

[3] 石一宁.丝路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新的发展机遇[N].

第三,老年、中年的少数民族诗人们在改革开放后与时俱进,对诗的本质、诗人的职责和诗作为“精神个体性的形式”等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在新时期涌现出来的诗歌新人,更是因为几乎没有什么旧的理论模式和创作模式的影响和束缚,一开始写诗就有比较新颖和独特的个人特色,体现出一种不断开拓创新的精神。他们在创作实践中各自寻找着自己的位置,各自发出自己的声音。从总体上来说,我认为老、中、青几代少数民族诗人在新时期的创作中,都在努力追求写出具有民族魂魄、人类情怀、世界眼光相结合的诗歌。

  在收集、整理的基础之上,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者们大都做了某些归纳、总结,试图概括出现代阶段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特点和规律。这个工作还只能说是刚刚开始,还没有什么显著的成果。其中注意描述、研究各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文学上的交流和相互影响,是很有价值的。如白族与汉族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渗透,就有长远的历史。而有的少数民族,如纳西族,则主要在现代阶段,才开始大量接受汉族文化。抗战时期,桂林成为大后方重要的文化中心,文学活动一度相当活跃,也很自然地促进了壮汉文学的交流。这是个新鲜的课题,还有待新文学研究者们花功夫做深入的研究。

“均治幸福口头弹,呼吁时闻实可怜。帝制推翻偿夙愿,未知何日乐尧天”。此诗出自清朝绵池羌族诗人高体全之手,表达了诗人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失望和不满。当时还有重要作家赵万嚞,他创作的诗词和散文作品,内容可分为三类:一是批判封建科举制度和社会腐败;二是寄情山水的写景诗;三是与朋友的应酬诗。同时,他还创作了散文作品《月里庙宇》和《重建索桥外三圣宫庙宇碑序》,影响非常大。

浮在海面上的冰山可能只占各民族文学的很小一部分,但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或者评论格局中可能就完全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文学的全部。就拿蒙古族文学来讲,非蒙古语读者和评论家看到的可能就是蒙古族作家用汉语创作的作品和部分蒙古语创作作品的翻译,这两个部分构成了蒙古族文学在海面上露出的冰山风景。实际上,蒙古族作家用母语创作的文学作品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满全教授团队每年的蒙古族母语文学的年度报告中的数据有力地说明了这个成就,但是对于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非蒙古语评论家来讲,这些巨大数据背后的蒙古族母语文学实际上就是海面下面的冰山,无法触摸,更无法去具体评论和充分评估了。因此,只评论浮在海面上的冰山尖,是无法代表整体蒙古族文学的全部成就的。而想全面了解蒙古族文学,必须要既了解汉语创作的成就,也要了解蒙古语创作的成就,而惟一的有效途径就是把蒙古族母语文学优秀作品翻译出来,提供给更多的读者和评论家。

石一宁: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从文学生态来说,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创作都很重要,也都很必要,因为生活是广阔的,读者的审美需求是多样的。从作家个人的创作来说,现实与历史都是必修的功课。无论是创作现实题材还是历史题材,作家都需要现实生活积累和历史知识储备,现实和历史两种维度都需要兼顾。读史使人明智,英国思想家和作家培根的这句名言,即使对现实题材创作者也是十分有益的启示。历史包含人类丰富的经验和深沉的教训,对现实题材创作同样可以起到镜鉴和参考的作用。现实和历史都是时空结合体,现实是从历史中走来的,而历史是现实中的人所理解的历史。现实题材的作品应有历史感,历史题材的作品应有现实感。只有对现实与历史都有清醒和深刻的认识,一个作家的创作才有可能是成熟的、根基厚实的。

一批根据民族民间故事创作的叙事长诗,以朴素、清新、明丽、丰富的语言,通过许多生动活泼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深情独特地揭示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精神美、心灵美,强烈深刻地表现了他们反对黑暗势力、追求幸福自由的坚强意志和崇高理想。如韦其麟的《百鸟衣》、包玉堂的《虹》、苗延秀的《大苗山交响曲》、汪玉良的《马五哥与尕豆妹》、沙蕾的《日月潭》、牛相奎和木丽春的《玉龙第三国》等。

  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是唐弢、尹家英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第3卷。书中介绍了蒙古族诗人纳赛音朝克图,维吾尔族诗人黎穆塔里甫的诗歌、散文,还在群众诗歌创作的章节,记述了蒙古族都古尔苏荣等的诗。此后,有一些新编的现代文学史,也注意收录少数民族作家。如福建出版的两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特设吴重阳执笔的中国现代少数民族诗歌和中国现代少数民族短篇小说等章节。云南出版的刘元树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编》,也在第二和第三个十年中,辟老舍等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等章节。除了人们熟悉的上面提到的几位作家之外,马子华、李寒谷、曾平澜、端木蕻良、马加、华山、陆地、穆青、李超、沙蕾等满、壮、回、白、纳西诸民族作家,也得到了评介。

羌族诗人羊子,原名杨国庆,创作了长诗《汶川羌》《一只凤凰飞起来》《静静巍峨》《汶川年代:生长在昆仑》、长篇小说《血祭》、散文集《最后一山冰川》《岷山滋养》、评论集《从遥远中走来》等。他心里始终装着他的民族,为这个民族宣传、呼吁。其诗集《汶川羌》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他还先后获得四川省少数民族文学奖、四川省“五个一工程”奖等。

我想,蒙古族母语文学的内涵和外延,实际上也是中国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内涵和外延的缩影。

中国少数民族诗歌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分期相一致,从1949年至今,是中国少数民族诗歌的当代时期。

少数民族诗人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和优势:他们都能够把自己艺术生命的根深深地扎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人民生活的深厚土壤中,比较注意从本民族独具风采的民间文学宝库中,从规模宏大的英雄史诗、神话传说、长篇叙事诗和简洁精美的民歌民谣中吸取丰富的养料,从本民族的人民生活中汲取素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因此,他们的诗歌在题材、内容上,在语言、形式、风格上,都有着鲜明的民族色彩和民族气派。

  在现代文学史的原有框架内,加入几位少数民族作家的述评,总算开始注意到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国文学的历史事实;但不能说已经很圆满了。好在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已有所加强,建国后陆续出版了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学史著,北从内蒙古,南到云南、广西,都已出版或正在编著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史。它们多是从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开始,直写到建国后文学的新面貌。其中1919年到1949年阶段的有关内容,对编写现代文学史有重要价值。这部分大致有这样一些特点:

羌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丰富的文学作品。作为一个在羌族地区工作48年、始终关注羌族文化的人,我试图在这篇文章中从个人的视角对羌族文学的发展情况做一次简单勾勒。

与当代蒙古族文学创作

石一宁:之所以说多民族文学比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更广泛,是因为在中国,多民族文学指的是56个民族的文学,也就是中华民族文学,而不是单纯指少数民族文学。可能有人会问干脆说中国文学不就行了吗,制造这么多概念不是繁琐多余吗? 但细究起来,中国文学、多民族文学,这两个概念还是有差异的,这是因为它的侧重点是不同的,有的人在使用中国文学这一概念时,对少数民族文学未必予以太多注意。而使用多民族文学这一概念时就不一样了,语象、语义皆使人不得不关注、不得不容纳少数民族文学,这个概念更能体现文学平等与民主,其中没有大民族主义,也没有小民族的自卑。在这样平等与民主的语境中,我们更能理性和公正地谈论文学,谈论文学多样性,谈论各民族的文学成就和贡献。

以上简略地回顾、评述了新中国70年的少数民族诗歌。因精力和阅读面的有限,不包括未翻译成汉语的大量少数民族诗歌,还有大量少数民族民间史诗、民族叙事诗、民间歌谣,以及少数民族诗人创作的旧体诗词。我认为,70年来的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取得了划时代的巨大成就。它的丰硕成果、丰富经验和存在的不足,需要很好的回顾和总结,希望诗歌评论界和新文学史界给予更多的关注。

改革开放40年,羌族地区的文学创作迎来了新局面,除了前文提到的4位获得“骏马奖”的作家和诗人,还有一大批羌族写作者在努力写作,形成了颇为可观的羌族作家群。例如,余耀明的诗歌《羊皮鼓》、叶星光的小说集《神山神树神林》、张力的报告文学集《飘飞的羌红》等均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同时,我们还看到各个少数民族文学中还缺乏高峰,是不争的事实。我最近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是当代蒙古族文学创作中如何把民族传统与世界眼光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创作出既生根于民族文化、又走向世界的优秀文学作品。而且,这两个问题实际上不仅仅局限于文学创作,也普遍存在于其他艺术,譬如影视作品的创作中。

批评家首先需要解决自己的站位即价值观和立场问题。辩证唯物论和人民立场,是当代中国文学对批评家的站位和见识要求,也是批评家面对新世纪的文学创作能够履行和承担批评职责的前提。一些世界观和价值观有问题的作品被吹捧,首因即为批评家的站位不正确。做一个批评家又是辛苦的,需要深厚渊博的学养。做批评家还有一难,就是要有相当的勇气。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研究不同的是,当代文学批评家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是有喜怒哀乐的人。栽花令人喜,种刺惹人嫌,这一人性的弱点不断地考验着批评家的勇气。

70年来,几代少数民族诗人与时俱进,观念不断更新、思想不断深化、眼界不断开阔、技巧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他们都坚持从自己脚下的土地出发,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切身感受出发,从时代、祖国和人民的需要出发,他们想到自己作为一个民族的时代歌手和人民代言人的崇高使命,因而渗透在他们全部作品中的,首先是一种对自己故乡、民族和祖国的深深的爱,是一种由衷的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

我认真研究了这首诗,发现这首诗具有悠久的蒙古文学传统甚至东方文学传统。纳·赛音朝克图的诗歌采用了著名的《绰克图台吉摩崖诗》的形式,而绰克图台吉的诗则是从《米拉日巴道歌集》学来的,17世纪,蒙古族大翻译家西热图固实绰尔吉把米拉日巴道歌从藏语翻译成了蒙古语,而米拉日巴道歌的诗歌传统又涉及到古代印度的诗学传统。因此,纳·赛音朝克图的《本性相同》这首诗背后流淌的是源远流长的古代印度诗歌、古代藏族诗歌和古代蒙古族诗歌的多元文化传统。可以说,纳·赛音朝克图的《本性相同》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厚重的历史传统。这就是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内涵。而更重要的是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作家因为知己知彼,谙熟自己民族的文学和文化,同时又熟悉兄弟民族的文学和文化,因此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一般都超越了本民族文学的单一民族的局限,往往具备了更加广阔的视野和境界。清代蒙古族著名翻译家和红学家哈斯宝在翻译和评点《红楼梦》的过程中不仅对《红楼梦》和金圣叹等前贤的评点做过深入研究,而且也根据自己的蒙古文化知识在翻译实践中做了本土化的改编和评论,其中参照了《格斯尔》史诗来评论《红楼梦》,本民族的文学遗产为他的批评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参照点。而蒙古族近代伟大作家尹湛纳希更是精通蒙汉藏满几种文字,饱读各种书籍,对儒家思想和佛教有深入的研究,并且在深入学习《三国演义》《红楼梦》《金瓶梅》《镜花缘》等中国古代小说的基础上写出了自己的《青史演义》《一层楼》《泣红亭》等长篇小说。我们评论尹湛纳希的时候,不能仅仅停留在尹湛纳希模仿《三国演义》《红楼梦》的简单评判上,而应该换个角度考察一下尹湛纳希的这种多元文化和多民族文学背景对他的思想形成和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心比心,我们从古代到现当代的藏族、维吾尔族、朝鲜族等兄弟民族母语作家中也能够找出许多相似的例子。这些作家实际上都有双语阅读、母语创作甚至双语创作的经验,他们的思想境界往往都是开阔而深入的,这为他们的母语作品注入了丰富和深刻的内涵,而如果不熟悉他们的多元文化背景和多民族文学知识结构,我们是很难准确判断和评价他们的母语作品的内涵的。不过,我们还必须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无论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价值多么高、内涵多么丰富,但是如果没有文学翻译的桥梁,那么母语文学就永远局限在本民族的内部阅读经验中,无法被外界所接受和欣赏,这也许是有人质疑少数民族母语文学有没有内涵的原因所在。

石一宁

改革开放40年来,由于党的文艺路线和民族政策得到更好更全面的贯彻落实,中国作协创办了专门发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期刊《民族文学》,定期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奖活动,连续不断举办少数民族作家的培训班、研修班,组织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参与中外文学交流,不定期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集中研讨促进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繁荣的有关问题,少数民族诗歌也同其他门类的文艺形式一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主要表现在: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在古代陆续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羌族诗人和作家。在诗歌领域,有姚弋仲、姚苌、姚兴、姚泓、姚旻、姚嵩等羌族姚姓作者。到了元代,涌现了伟大作家余阙,创作了《吕公亭》《秋兴亭》等诗作,还有很多以叙友情、述交往、赞美德为内容的散文。此外,张雄飞、昂吉等诗人诗歌创作也较有影响。其中,昂吉的诗作擅长写景状物,具有闲适之趣,语言清新洗练,音韵宛转悠扬,故有爽朗明快的艺术风格。

身居高楼饮血取乐的帝国主义

钟世华:一味说好话的确是当下文学的一大弊端。能否谈谈您的批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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