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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她是一个白人殖民作家,《澳门新葡萄京官网首页汀泗桥》也可以被归类为革命历史题材小说

《汀泗桥》对人性的表现亦多有令人称许之处。诚然,没有抽象的人性。革命性也是人性的一种体现,但革命性不是人性的全部,也并非所有的人都是革命者。对人性的描写,尤其是对革命与人性的交融和冲突的表现,成为《汀泗桥》这部小说纷呈的异彩。小说以刘来宝、周秀梅因相亲相识始,铺展了两人热烈而无法公开的恋情。刘来宝走上革命道路,成为汀泗桥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周秀梅支持情人刘来宝的革命活动,但这是因为爱情而不是理解和相信刘来宝的政治信仰。在那样的年代,革命胜利与否犹在未定之天,革命不会干预刘来宝和周秀梅的爱情,甚至革命赋予两人的爱情以正当性:毕竟寿春堂掌柜、名医张海量和周秀梅的婚姻是建立在残酷的欺骗的基础上的。但革命又有党性和纪律的刚性,要求革命者无限的忠诚。在革命利益面前,革命者必须无条件放弃个人利益。小说的最后,汀泗桥革命胜利,但面临着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反扑,在反革命暴乱袭来之际,周秀梅与张海量的儿子、被刘来宝培养为地下党员的张荣庭等人,却因地域和乡情的影响分不清形势,立场模糊动摇,即将被革命政权严厉处理。周秀梅因此对刘来宝深感失望,投河自尽。小说以周秀梅的悲剧爱情和婚姻始,以周秀梅的悲剧命运终,如此蕴含着革命与人性的张力的结局,显示了小说的一种内在深度。

最后应该提及的,是草明为了写好工业题材小说,长期持久地在企业生活和挂职,对身体瘦小羸弱的草明来说,没有坚强的意志和对工业与工人的热爱,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也是十分令人敬佩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文艺整风以后,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不仅是领袖和组织的教诲,也成为文艺家们的普遍共识,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在生活实践中与人民真正打成一片,寻找写作的灵感和素材,曾经是作家们的自觉行为。但是主动把户口、家庭都放到基层长期生活和体验,时间长达10年以上,当代作家中似乎只有长期在农村生活和写作的柳青,堪与草明媲美——他们深入和扎根基层生活、与人民打成一片,做得极其认真和彻底。“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事移变,到处有生活和作家就在生活之中,是当下作家与文艺理论的共识。尽管如此,草明和柳青在那个时代的选择和行为,依然是难能可贵的,令人感佩和尊重。

纳丁·戈迪默

戈迪默的作品以种族隔离政策下的南非白人和黑人社会为背景,描绘了南非的政治格局和动荡的社会、以及白人和黑人觉醒后的革命运动。她揭露了隔离政策给男人和女人、子女和父母之间造成的严重后果,表现了人物在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高压下的反抗意识。

戈迪默的写作主题及身处的社会背景使她成为后殖民文学批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国外后殖民文学批评对戈迪默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专着、学位论文、研究论文以及各种评论文章数量颇丰,大部分离不开对其作品的话语特征分析。国内戈迪默研究也主要沿袭后殖民文学话语分析研究,具体作品个案研究的期刊论文较多,研究专着或学位论文较少。总的来说,学界对戈迪默作品中抵制殖民主义、颠覆和解构殖民话语的后殖民话语特征多予以首肯,肯定性的代表观点集中在三个方面:戈迪默对黑、白种族关系刻板模式和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解构;戈迪默的叙事模式对西方文学传统范式的颠覆;戈迪默对南非非种族混杂文化的建构和预期。戈迪默被认为在南非的解殖民化进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斯蒂芬·克林曼认为戈迪默克服了困扰很多白人写作的“殖民困惑”,“深深地融入了发展中的南非非种族文化”。国内学者王旭峰说她的写作伸张正义,“充满了对新南非美好未来的爱与希望”。

然而,另有批评家从戈迪默作品话语特征的分析中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认为她是一个白人殖民作家,她的小说“根植于西方个人自由主义传统”,对南非黑白世界的反复呈现强化了殖民话语典型范式和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凯斯琳·瓦格纳说戈迪默虽然处理“后—殖民现实的种种事物”,“在本质上却卷入到一些殖民主义原型范式中”。蒂姆·布勒南认为,戈迪默和其他“来自白人联邦各国的作家虽然明显地起着调和的作用,但最好纳入欧洲帝国小说的范畴”,“他们太像那个虚构的所谓主流的‘我们’”。此类评论直指戈迪默陷入的殖民共谋问题,而她的白人身份似乎成了一个不可辩驳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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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迪默不仅善于描写受压抑的白人心态、社会的畸形和人性的扭曲,也敢于正面描写黑人战士反抗种族隔离制度的正义斗争,歌颂为正义而英勇献身的人们。她以其创作实践证明,在南非,作家的基本姿态“只能是革命的姿态”。戈迪默以热切而直接的笔触描写在她那个环境当中极其复杂的个人与社会关系。与此同时,由于她感受到一种政治上的卷入感——而且在此基础上采取了行动——她却并不允许这种感觉侵蚀她的写作。尽管如此,她的文学作品由于提供了对这一历史进程的深刻洞察力,帮助了这一进程的发展。

戈迪默的小说,尽管政治色彩浓郁,道义上的迫切感贯串其中,却不失文学性和艺术性,显出非同寻常的力量。戈迪默常用清新隽永中透露着灵气的散文诗般的语言,配以象征手法,使得作品充满诗意。同时戈迪默擅长心理描写,笔法细腻。

尽管极具政治责任感,但戈迪默的作品不是对政治的简单图解,不是鼓动性的宣传文本。她摒弃脸谱式的人物刻画,小说中所有人都难逃种族政治带来的劫难。在以沙佩维尔惨案为背景的《失落的资产阶级世界》中,离异的年轻白人女子遭受着身体政治的煎熬。在短篇小说《跳跃》中,仇恨黑人的非洲白人男子帮助白人重夺政权,后又因白人暴行而背叛白人,最终精神崩溃,在自造的恐怖囚房中颤栗。另一短篇代表作《士兵的拥抱》描写一对同情并帮助黑人革命者的白人夫妇,在欢庆革命胜利的日子里,从单纯的喜悦转入反思和审视,在严峻现实中发现了种种不合理,于是惶惑忧虑。这种悖论式的笔法将容易流于种族问题情节剧的戏剧冲突化解在深刻复杂的广阔人性环境之中,不单纯依赖戏剧情节的发展。戈迪默还逐步尝试西方现代小说技巧,采用复杂的叙事结构和象征体系,叙述视角在不同人物之间不断转换,人物行为、对话和意识流相互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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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力、想象力和创造力使戈迪默能够突破经验世界的局限,用真实的历史逻辑演绎出合乎情理的虚构。她的第五部长篇小说《贵宾》的背景不是南非,而是一个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刚登上总统之位的慕韦塔和革命功臣施因扎互有政治成见:前者视后者为危险人物;后者认为前者已背离初衷,与过去的白人政权一样腐败。果然,施因扎发动全国总罢工,慕韦塔派兵镇压,主人公布雷这位贵宾则在混乱之中被打死。小说以毫无英雄气概的偶然死亡凸显现实与理想的差距,直面权力对人性的腐蚀。

与种族隔离时代不同,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小说中,戈迪默笔下的人物大多对自己的身份有清晰认识,由此带来的强烈负罪感让他们心力交瘁,渴望救赎。在《家乡话》、《第一感》、《遗产》等小说里,政治斗争、种族偏见、信仰危机始终伴随着主人公,他们都怀疑自己的身份,但终究都通过爱情、妥协及亲情解决了身份矛盾。但在刻画无归宿感的逃避之举时,戈迪默的笔触有如一场冷峻的战斗,体现出“局外人”的悲凉。

研讨会结束时,雪漠对出席的专家学者们表示了感谢,并分享了自己创作长篇小说的“诀窍”——作家的人格修炼——及他创作的理由。雪漠表示,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在向往与文学追求的落差中纠结、交织而成的,《野狐岭》也是这样的产物。雪漠坦言,自己的心中也出现过无数类似的理念搏杀,最后宁静下来,就想把那个世界表达出来,而这种表达需要一种新的文学形式,于是就出现了大家所说的形式创新。但这种创新更多的是一种灵魂的自由喷涌,而不是刻意为之的。

丁:您在一篇采访中说父亲是您开启文学之路的启蒙老师,是他激发了您在文学上的努力吗?能谈谈您出生在怎样的一个家庭吗?

地域性或者说地域色彩是《汀泗桥》一个鲜明的风格追求。书名是一个标志,而书中景观、风俗、器物、语言的方言化等等,也都有很强的地域标记或烙印,这种地域性成为《汀泗桥》的生动性和趣味性的一个来源。而地域性的实现与否,也能衡量出一个作家的功力。不充分的地域性是一个贴上去的标签,只会使作品显得灵魂苍白。而《汀泗桥》鲜明的地域性有机地构成了作品厚实的底蕴和坚韧的质地。

雪漠是甘肃小说八骏之一,也是东莞市樟木头镇中国作家村第一副村长,系国家一级作家,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大漠祭》《白虎关》《西夏咒》等作品。曾获得“第三届冯牧文学奖”“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等奖项。评论界普遍认为,雪漠描写的生活和人物是中国文坛其他作家很少涉猎的,在描绘西部广阔生活,揭示西部文化心理方面,雪漠的作品提供了很多话题。

丁:每个读者对一部作品的解读和认知不同,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您想象过自己的读者吗?期待自己的读者会是什么样子?您希望您的作品对别人有什么样的影响?

《汀泗桥》也可以被归类为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书中所写的汀泗桥的历史,也是汀泗桥的革命史。革命性,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重心。这是由一种必然性所决定的。中国现代史的中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史,汀泗桥的现代史首先是革命史。然而现代中国革命既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也不是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般凭空出现,革命需要革命性的开启、发生和成长。《汀泗桥》表现了男主人公刘来宝从汀泗桥饭馆小伙计起步,加入革命阵营,经过重重出生入死的考验,最后成长为共产党的区委书记的曲折历程;表现了汀泗桥地区在辛亥、北伐、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经受的革命战争洗礼,表现了汀泗桥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搏杀。以汀泗桥革命为叙事中心,小说可谓抓住了汀泗桥现代史的主脉。

草明在极其年轻的时候就投入和参加30年代的左翼文艺活动,其人生道路和文学道路的选择是正确和具有历史意义的,她取材于广东缫丝女工等下层劳动者生活的写作,是有价值的,特别是她在上海期间的创作逐步成熟,《绝地》的出版为她赢来了优秀左翼女作家的名声。但实事求是地说,草明的左翼文学创作趋于形成在题材和写作上的特点,却只是30年代左翼文学合唱中的一个声部与伴声,与同时期的肖军、肖红、叶紫、沙汀、艾芜、周文等左翼青年作家相比,尚难称为最优秀者。历史还在等待草明在文学道路上的继续跋涉和攀登。

研讨中与会评论家认为,《野狐岭》是雪漠小说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调整,也是今年小说界的重要收获。一方面,这部作品延续了雪漠小说一贯的主题——西部文化,把消失的西部骆驼客的生活写得丰沛饱满、细致生动,另一方面,它又在小说的叙事形式上进行了创新,具有很强的实验性和探索性,是作家日益复杂的世界观的一种表现,也是最能体现雪漠叙事才能的一部作品。评论家表示,《野狐岭》显示了雪漠的成熟气象,它既是西部写作,也是开放式的话题写作,具有“临界写作”的特点。这部作品让人们既看到了雪漠强大的写实能力、雄强阔大的大漠情绪、饱满有力的灵魂力量,又看到他创新的努力、强悍的才华、天然的呼风唤雨的能力,以及平衡神圣生活与世俗生活、宗教与人性、惊险叙事和现代史讲述,和嫁接民俗与现代、先锋与通俗、历史与当下、南方与北方的整合能力。从阅读看,《野狐岭》的整个设计都是考虑读者的,颇具挑战性,有多种阅读的入口和途径,具有沉默的力量、叙事的魅力和人性的震撼力量。此外,这部作品也有影视化的价值和可能。

··新中国文艺第一刊··

陈敬黎长篇小说新著《汀泗桥》延续了他之前小说创作的一个风格特点——长而又长。尽管写的只是一个小镇横跨不到半个世纪的历史,但以400多个人物(其中100余个是原型人物)、141万字的篇幅来演绎,这在小说创作中虽然不是独一无二,却也并不多见。但读了《汀泗桥》后,我还是认同了作品自身的逻辑:长有长的道理。这部长篇尽管可以一座桥名或一个镇名总而括之,但它的内涵极为深广,这种内涵的深度和广度是通过对汀泗桥的地域性、历史性、革命性和人性四个方面的阐发和挖掘而呈现的。评价一部长篇小说的艺术价值,角度是多方面的,有的作品是因为提供了深刻的思想,有的作品是实现了形式的创新,但也有的作品是以一种对日常生活的细密描写,呈现生活本身的质感和魅力,呈现人性的多个维度,使读者获得一种体验式的愉悦或沉思,《汀泗桥》即属于这类作品。而这类小说往往需要较大的体量。

其次,草明从东北解放区开始创作的工业题材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非常独到的、历史不会忘记也不应该忘记的重要价值。作为农业文明历史悠久、长期以农立国的中国,没有赶上世界工业化的第一波浪潮,近代以来虽然不断有富国强兵、船坚炮利的历史要求和行为,但始终没有发达强大的工业。因此,中国文学史有山林、田园、乡村文学传统,却无工业文学的积累和经验。现代作家自五四时期呼唤民主科学和“黑牡丹”等工业文明之花,但由于只有上海等少数半殖民半封建的都市才具备初步的工商业,表现对象的缺失使现代作家心有余而“材料”不足,加之缺少工业文学的传统和经验的滋养,也导致现代作家的“心力”亦不足,所以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只有茅盾等少数作家的少数作品,表现了大都市上海和抗战时期大西南的工业、资本家和工人形象,提出了中国的民族工业何去何从等充满政治和意识形态诉求的问题。由于东北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日俄殖民主义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在那里进行了掠夺式的重工业建设,其间张作霖父子也出于建设家天下的目的进行了以军事工业为主的工业开发和布局。故此抗战胜利后东北的重工业占据全国的80%以上,这就为中共出于革命夺权和建国目的实施布局的东北根据地建设提供了丰厚的物资保障和基础,也为草明创作工业题材文学提供了现实的质料和养料。就草明的文化程度和文学素养而言,驾驭本国文学传统里没有资源和经验可以借鉴的工业题材文学,其实是有难度和挑战性的,何况世界性范围内真正成功的工业题材文学作品,数量也很稀缺,对人类历史和文明进程发生史无前例影响、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誉为比人类此前几千年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多的工业文明和现代大工业,似乎是文学的天敌,它比宗教、战争、爱情、乡村、革命等诞生了一大批世界性文学名著的题材,更难以驾驭和表现,它似乎是文学和作家的黑洞,谁接近都会被吞噬和埋没。但是,作为左翼作家和革命战士的草明不畏艰难,为政治和革命而闯入她很快就非常喜欢的工业题材领域,一发而不可收地写作了多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工业题材小说,成为这一领域写得最多、最好的作家之一,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提供了填补历史空白性的表现领域和文学经验,这是草明的贡献和光荣。草明的工业题材文学创作并不完美,带有历史与时代的局限,但却珍贵而有价值——因为判断一个作家的创作成就和文学史意义的重要一点,就是看他是否提供了新鲜和独特的东西。

佛教在线北京讯2014年10月19日,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人民文学出版社、东莞市文联共同主办,东莞文学艺术院、东莞市樟木头镇“中国作家第一村”协办的“雪漠长篇小说《野狐岭》研讨会”在中国作协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管士光,东莞市作协主席詹谷丰,东莞文学艺术院副院长柳冬妩出席会议并讲话。雷达、吴秉杰、胡平、胡殷红、吴义勤、贺绍俊、孟繁华、张颐武、陈福民、张柠、李朝全、岳雯等二十多位批评家与会,就《野狐岭》的艺术探索、西部写作等议题展开研讨。会议由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何向阳主持。

丁东亚:张老师您好,2018年神农架笔会有幸邀请您来,只是未能得以与您畅聊,深感遗憾。截至目前,我有幸责编了您三篇小说,但实际上2016年我在跟您联系约稿时,其实就对您怀有一份好奇。我知道您是理工科出身的留德博士、徐州工程学院党委书记,同时还兼任徐州作家协会主席,对于您在文学创作上的成绩,特别是近几年,可谓是佳作不断,能否谈谈您从事文学创作的初念?您在从事高校管理和文学创作中是如何平衡的?

小说中的张海量也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一方面他接受父母以欺骗的手段给他娶来周秀梅,另一方面为了维持跟周秀梅的婚姻而忍气吞声。他是喜欢周秀梅的,他同时又是一个很在乎自己和家族名声的人,为了这喜欢,为了这名声,他背负着道德的十字架苟活于世,最终以自杀得到解脱。这是一个极其隐忍的人,也是一个难以定性的人,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一种复杂的人性。小说将这样一种人性表现得细致入微、千回百转、惆怅复惆怅。对人性洞察之深邃,挖掘之通透,是这部小说的又一成就。

草明的世界观、文学观发生脱胎换骨的巨变,是在延安文艺整风之后完成的。抗战爆发后,草明与欧阳山等一起参加了抗战初期的抗战文艺活动,1940年入党,1942年到达延安,在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工作。次年她与欧阳山一起拜访了中共领袖毛泽东,这次会面对草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后直到晚年,草明在很多文章中都回忆这次的会面与谈话在自己人生道路上的意义。在随后开始的延安文艺整风中,草明积极参加,她聆听了毛泽东所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报告的绪论部分,以及朱德、陈云同志关于世界观转变、关于作家与工农大众关系的讲话。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思想洗礼,带来草明世界观与文学观的根本性转变,使草明彻底服膺毛泽东文艺思想,并形成了终其一生都始终坚持的文艺思想和认识:首先,革命的进步的作家必须隶属于代表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政治集团和党派,即必须是党的政治组织和文学组织的一员,作家的思想与创作都必须与代表人民大众根本利益和历史发展方向的政治集团和党派的目标一致,自觉地服从和配合这个最高目标和利益,也即后来人们所说的党员作家首先是党员,其次才是作家,作家的身份和意识臣属于政治身份和政治意识。

《野狐岭》是雪漠创作的第七部长篇小说,系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和东莞文学艺术院签约作品。小说以解开驼队消失之谜为线索,以“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笔法,讲述了一个发生于百年前的西部骆驼客的探险故事。小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以来,在读者、文学界和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

丁东亚

《汀泗桥》时间跨度以人民解放军解放汀泗桥为截止,小说的时间定于清末至解放战争之间,作者写的是汀泗桥的现代史。历史性是这部小说的另一个定位。书中的400多个人物都是历史人物,其中真实历史人物达100多个,还涉及国共高层人物。这对作家写作来说意味着更多和更大的挑战。写作历史或许给作家带来挑战生活与知识艰难的乐趣,但这不是作家最高的追求。《汀泗桥》定位为历史小说,或许是作者认为汀泗桥这一段历史隐含了汀泗桥当代发展的密码。作者为写这部小说,潜心采访当地老百姓60多人,其中十几位是80岁以上老人。他能将当年汀泗桥百余家商号所在位置手绘成一张图纸,为写这部小说积累的读书笔记多达20万字。历史性的追求和扎实的写作使这部小说获得了极大的纵深和厚重的分量。

经典作家之 草 明

丁: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在长篇小说写作时,期间会试着变换不同的写作内容,他认为散文或诗歌对小说的写作会有帮助,您在小说创作外,是否想过从事编剧写作或其他文学体裁的创作?

草明在文学事业中的另一个不应该忘记的业绩,是她从东北解放区到全国解放后,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坚持提倡和培养工人作家与工人写作。在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很长的时期,由于政治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国家发展中工业化的重要性,重视和培养工人写作与工人作家和创作的出现,曾经是一种有意味的文学现象。对工人写作及其成就的是非得失,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新型工业化对传统工业的冲击及工人写作的消失,如何进行评价,是需要文学史家结合中国工业化道路和模式的实践,予以认真思考和总结的。但不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尊重历史原则,使我们对草明在长期的工厂生活和工作期间,为培养工人写作付出的心血,应该予以历史合理性评价和尊敬。为祖国的解放和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产业工人,拿起笔进行创作,这样的现象在工业革命发源地的西方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创始者的苏联,比较稀缺和少见,应该是中国革命史和建设史的全部实践构成的中国道路和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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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草明在对《原动力》进行修改和等待出版之际,在东北解放区陆续参加了辅导工人写作、参与文艺批评和论争及参与蔡畅大姐组织的妇女工作等,但由《原动力》的写作带来的对工业和工厂生活的热爱,使草明在1948年沈阳解放后,又很快来到具有现代联合企业规模的沈阳皇姑屯铁路工厂筹备工会并担任代理工会主席,体验生活。她看到政治和经济上得到解放的企业工人高昂的工作热情和巨大的创造能量,他们积极修复了报废的机车并命名为“北平号”,为大军进关和全国解放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运力和物力。看到和感受到历史巨变时刻工业企业和工人阶级巨大能力的草明深受鼓舞和召唤,不久就以此为素材,创作了反映东北解放区工业生产与工人生活和精神面貌的长篇小说《火车头》。秉持在延安形成的“人民创造历史”的文艺观和写作《原动力》时形成的对工人阶级的“仰视”视角,草明在《火车头》中对工业题材文学做出了新的探索和贡献:已经十分喜爱工厂和工业的草明,不仅描写了现代文学史上罕见的、以车间厂房和机器运转为征候的“工业风景”和空间形象,而且再次深化地表达了在工业生产中创造出改变世界的物质能力的工人形象的高尚性、工人阶级的历史巨人性与伟大性,展现他们才是推动历史前进与革命胜利的火车头。同时,由物质生产方式天然产生、政治解放焕发的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与保守落后的领导干部的矛盾,也在这部小说中得到更深入的揭示:从革命老区前来接收和管理大企业的领导干部不是不想奋发有为,而是他们过去管理属于农业文明范畴的老区的工作经验,即他们既往的革命性积累,已经不适应工业企业管理的现代性要求,政治理性与技术理性之间的不同和差距,带来他们工作的被动和能力的弱化,这一“革命转型”问题在现实的东北解放区是普遍存在的,草明小说中引述的东北局领导人李富春的讲话中就提到从管理农村到管理城市、从管理农业到管理工业是来到东北的中共干部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在东北解放区其他作家创作中也触及和表现了这一革命性和现代性的矛盾及如何克服矛盾的主题。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触及和文学表现,草明等一批来到东北的工业题材文学的探索者和创作者,实质上最早提出和思考了中共作为执政党、从领导农村革命到领导城市和工业的转型境遇及如何转型。有趣的是,在《火车头》中,草明似乎是无意识地触及和表现了革命政治与性别政治的区隔与不同:男性的老区干部往往遭遇了面对领导工厂和工人时的不适、需要重新学习与转型,需要从革命性向工业现代性和工人阶级伟大性认识的跨越,但同样来自老区的女干部却似乎没有这样的转型矛盾和困惑,她们对新的、以往的工作经历和经验没有接触过的巨大性、物质性和技术性的工业环境,充满了由好奇震惊带来的亲切感和内在的喜悦感,天然地能够将物化对象转化为审美对象和由此带来的对工业风景的欣赏,对工人群众及其创造能力的发现与热爱。这一问题在她此后的工业题材文学写作中一直若隐若现地存在,至于为何如此,那就要联系草明的生平遭际和政治与性别意识的复杂装置追本溯源了。

丁:您写短篇似乎不多,2016年您出版了一部小说集《天长夜短》,八个短篇的故事都是发生在上个世纪,小说里的人情冷暖写得精彩、逼真,人物独特而鲜活,如其中的《信人》,以巧妙的构思和灵动的笔致叙写孩童时代有过交往的一位“信人”,指向的却是对文化断裂的思考。我责编的您的《活佛》和《大庙》,年代背景设置亦是如此,能否从这两篇小说谈谈您创作这一系列作品的初衷和您对人性的思考?

作为草明所描写的东北解放前后的企业工人的后裔,我难以忘记几代产业工人为民主革命胜利、为新中国工业化和国家建设做出的巨大的历史贡献和牺牲,更不会忘记在中国文学中第一次用歌颂和赞誉的笔调,描写和赞美他们、把共和国不应该忘记的他们写进文学史的草明。也许是历史的机缘,使我有幸走进草明的文学世界,并谨以此文,向草明表达一个产业工人家族后代的历史敬意。

张:文学作品必须要有广阔的受众面,才能真正起到成风化人的作用。目前,每年都有“海量”的文学作品面世,其实作家与读者之间也面临着一场耐人寻味的“双向”选择,是主动迎合,还是回归文学的本源,其实各有千秋。当然对于我来说,我希望自己的读者来自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职业领域,为读者带来正能量,大家在读者会上发出不同的思考和心声。我的梦想,就是想创作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感召之作,带领广大读者走进历史、走近英雄、走向神圣!让革命精神和信仰力量得到新的诠释和传承,影响当代,传之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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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真正起到成风化人的作用

1964年10月,在东北生活近20年、在鞍钢生活10年的草明回到北京中国作协,被安排到北京文联任专职作家。对工业和工厂情有独钟的草明次年又到北京第一机床厂体验生活并担任党委副书记。她像在鞍钢时期一样,积极辅导和支持工人写作,定期举办青年业余文艺创作学习班。从1966年下半年到1972年,这个在高中时期就参加左翼文艺活动的女作家,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文艺黑线人物,经历了批斗、抄家、下放京郊农村等遭遇。1972年解除审查后,她依然积极参与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创作学习班的辅导工作。新时期到来后,她参加各种社会和文学活动,并在1980年起笔创作、1984年完成出版长篇小说《神州儿女》。这部以“文革”时期北京机床厂为背景的长篇工业小说,其描写的造反派和“四人帮”在企业的爪牙的“大恶”,就是对工业管理和生产制度、国家工业化的全面破坏,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知识分子、技术专家、技术工人和红专兼具的革命干部的迫害。而代表国家栋梁的好工人与好干部的“大善”,就是在“抗恶”斗争中矢志不忘恢复工业生产和科学管理、不忘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大业,并在“文革”结束后重建工业秩序和重绘工业现代化蓝图。过去被视为资本主义经营模式和“马钢宪法”代表的“修正主义”工业管理和生产制度,成为“文革”中遭到破坏、“文革”结束后得到恢复的历史之善,而维护还是破坏这种制度,成为判别好坏善恶的分水岭。这种表达重建工业生产秩序和制度、重建工业现代性和权威性的历史诉求,一方面是对《原动力》和《火车头》表达的工业文明及其价值主题的呼唤与回归,另一方面也是对大跃进时期的《乘风破浪》表达的矛盾的自我校正和回应——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道路不能偏离工业现代性规定的理性、秩序和文明,任何废弃和偏离都是对工业化、对神州中国的最大破坏和颠覆,是与革命性对立的反革命的历史倒退,与现代性对立的封建主义阴魂的复辟。这部呼应了拨乱反正的时代要求的小说,在工人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广泛欢迎,首印十几万册很快售罄。

丁:据说您有两部长篇小说已被改编成电视剧,目前正在拍摄中,很是期待。您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改编这件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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