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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仁山的《麦河》成功地超越了他此前的乡土题材写作,表现了汀泗桥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搏杀

《汀泗桥》也可以被归类为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书中所写的汀泗桥的历史,也是汀泗桥的革命史。革命性,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重心。这是由一种必然性所决定的。中国现代史的中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史,汀泗桥的现代史首先是革命史。然而现代中国革命既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也不是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般凭空出现,革命需要革命性的开启、发生和成长。《汀泗桥》表现了男主人公刘来宝从汀泗桥饭馆小伙计起步,加入革命阵营,经过重重出生入死的考验,最后成长为共产党的区委书记的曲折历程;表现了汀泗桥地区在辛亥、北伐、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经受的革命战争洗礼,表现了汀泗桥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搏杀。以汀泗桥革命为叙事中心,小说可谓抓住了汀泗桥现代史的主脉。

摘要: 如今的小说作品越来越多,但是真正值得我们向别人推荐的小说,耐看的小说却越来越少。或许是我们所能够接触到得小说作品数量剧增,过多的选择让人无所适从?或许是我们早就没有了阅读时那种平静的心态?2010年已经过 ...如今的小说作品越来越多,但是真正值得我们向别人推荐的小说,耐看的小说却越来越少。或许是我们所能够接触到得小说作品数量剧增,过多的选择让人无所适从?或许是我们早就没有了阅读时那种平静的心态?2010年已经过去,回头看看这过去的一年,有几部小说推荐一下的价值还是有的,选择点东西和大家谈谈。2010年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的长篇小说,其基本的构成,主要是两个大类,即以职业作家或专业作家为主的传统型写作和以业余或网络作家为主的类型化写作。应当说,传统型的长篇小说,因为偏重审美、注重突破,更多地体现了年度长篇小说的艺术进取;而类型化的长篇小说,因为偏于通俗、贴近市场,更多的意义在于满足多样的读者与大众的消费。有了这样的认知与界定,人们就不难理解,以传统型写作为主来观察与描述年度长篇小说的情形,既是自有情由,也是势所必然。乡土与大地长期以来,因为乡土社会占据中国社会生活主流,以及乡土文学的传统深厚和影响深远,乡土题材写作一直是长篇小说中的主脉之一,不同时期都有突出的作家和重要的作品。这使得乡土题材的长篇小说,在写作突破与艺术创新上,十分困难。但2010年的乡土题材长篇小说,却在题材领域的延展、写作视点的出新上,让人们感到了不少的新意,看到了不少的亮点,如张炜的《你在高原》、朱晓平的《粉川》、关仁山的《麦河》等。这些作品或者超越传统的规范,在俯瞰大地、面向自然的更为广袤的意义上观照乡土,或者把看取生活的视角拉到最底层,以观念与艺术上的协同求新,来获得新的进取与新的意蕴。张炜篇幅庞大、叙事宏大的《你在高原》,副题便是“一个地质工作者的手记”,极言其踏勘大地、直面现实的特有品质。全书由宁伽的个人行状与人际关联串结起一个个故事,内蕴包含了历史的回思、现实的审视、乡土的踏勘、都市的体验,以及不同时期的普通人的命运和文化人的思索。多人物的声像、多故事的意味,共同汇聚成了一部社会变迁史、人的心灵史的艺术长卷。每一部都有声有色、有滋有味,总起来又嘲尽人情、摹穷事态,使得这一部长河之作具有着三气合一的鲜明特点,底气十足、元气淋漓、正气浩然。曾以《桑树坪纪事》一鸣惊人的朱晓平,沉寂多年之后拿出了《粉川》,这是他的《苍白》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这部作品在传奇性的曲婉故事中,汇聚了十分复杂的人生内涵。“骡子腿”与女相好、马飞雄与女戏子、白三怪与小嫂子——几个男人在兵荒马乱之中不避汤火,奋然前行,而系恋他们、滋润他们的,却是身后的贤良可人、风情万种的各类女性。混乱的时势、浑厚的土地,上演着美与丑、情与仇、爱与恨、兵与匪、男与女相互博弈又相互依附的人间大戏。乡土文化与生殖文化在日常生活的深切融合与自然流动,构成了作品浑象又浓重的特有文化底蕴。这部作品的好看之处与难评之处,都在于作品里的人情与人性,赤裸又赤忱;情爱与性爱,本色又本真。而且,乡土的粗粝与粗野、人性的元素与元气,融合一起构成了乡间生活的原生形态与自然流动,让你一眼难以洞穿,一言难以蔽之。关仁山的《麦河》成功地超越了他此前的乡土题材写作。这部作品通过瞎子艺人白立国的独特叙述视角,以写实与写意相融合的灵动文笔,讲述了麦河流域的鹦鹉村上世纪初至今长达100多年的历史演进,包括土地流转的新形式和百年的土地史,小麦文化和麦河流域的民俗、以及艺人“瞎三”自身的形象、贪官的落马、卖淫女的自救、曹双羊的发家史等等。这一切使得小说在对于乡土的历史与现实的观照与描述上,不仅极有广度,而且卓有深度,还别有厚度。作品在保持现实主义基调的同时,不时透示出浪漫主义的色彩。善庆姑娘变鹦鹉,百岁神鹰虎子的三次蜕变,虎子对过去与现在的通晓、对未来的预知,人与死者通过泥塑对话等等,都使《麦河》呈现出一种魔幻般的神秘气息与浓烈的民俗风格,并与土地的异动、大河的流动、小麦文化的积淀等桴鼓相应,相映成趣,构成了一曲有关土地的炽情恋歌与深情颂歌。边地与要津长期以来,由于远离中原大地与中心都市,地理上属于边疆与边境的地区,既是游移于主流社会生活的边远之处,又是游离于主流文学写作的边缘之地。但在现当代以来,这种情形在社会演进与文学发展中,都有较大的变化与改观,边地不仅成为国家的要塞,而且成为文学的要津。这些年甚至在“西藏题材热”、“宁夏西海固作家群”等,形成一些不大不小的热点与焦点。2010年的边地题材小说,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继往开来的。其中,宁肯的《天·藏》、范稳的《大地雅歌》、杜光辉的《可可西里狼》等作品,在边地题材的自出机杼与独辟蹊径上,因格外注重地域文化中的独特精神,各有其亮点,犹有代表性。宁肯的《天·藏》书写不同人等的藏区生活,却选择了一个精神的制高点,那就是由从佛教学者马丁格要与来自法国的父亲让—佛朗西斯科·格维尔“对话”为主线,串结起一系列的“对话”。他们那谈锋睿智、内容丰饶的对话中,怀疑论哲学家的刨根问底的质疑、佛教信奉者深入浅出的答疑、西方哲学大师长于逻辑思辨的严密推理、东方学新锐善于形象联想的出色演绎,都显示得锋芒逼人,展现得酣畅淋漓。在马丁格和让—佛朗西斯科·格维尔父子“对话”之外,作品还让更多的“对话”同时展开或交叉进行。此外,还有藏人与佛学在“对话”,汉人与藏人在“对话”,人们与自然在“对话”,现实与历史在“对话”。身体与精神在“对话”,自我与存在在“对话”。“对话”是交流与交往,“对话”是生活与生存,一切都在“对话”中,“对话”构成了关系,形成了人生,组成了世界。通过这种表述方式,作者不但言说了无法言说的,表达了难以表达的,而且在一部作品里囊括了西藏的魅力、佛教的要义、精神的奥秘、人性的诡异等多重意蕴,让人思考不休,咀嚼不尽。 范稳的“藏地三部曲”第三部《大地雅歌》,与他的前两部作品不同,以一种浪漫的风格回到世俗的人生,那就是用一段有信仰的爱情来诠释一个时代的风云。作者以汉藏结合地带的康巴藏区多种民族、多元文化、多种信仰的相互交流和碰撞为题材,描述新旧两个时代不同的信仰状态和因信仰而造成的曲折多变的人物命运。在那个大动荡的时代里,所有的人因为“爱”和“爱”的冲突——宗教之爱和世俗之爱,而互相伤害与被伤害。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写出了三种力量的交叉碰撞:藏地佛教的神性力量、基督教在藏地的影响力、性爱引发的自我拯救力量。而这样三种力量又贯穿于“爱”的主题中,具体化于扎西嘉措、央金玛与格桑多吉之间爱的关系中。范稳在这部小说中,力图对藏地文化去神秘化,对佛教去神圣化,写出藏地文化与佛教的悲悯情怀,以及更具有人情味的世俗经验,让男女之爱走向人类“大爱”。他为他的这些意向找到了一个好故事,而这些好故事也遇到了他的好文笔,一切都称得上心手相应,侔色揣称。杜光辉的《可可西里狼》从书名上望文生义,会以为是动物小说。其实这部作品与其说是写狼不如说是写人。作品由上世纪70年代初期一支解放军测绘分队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执行测绘任务发生的鲜为人知的故事,既真切地表现了为保护生态环境、拯救生态危机而战斗不息甚至付出生命的英雄,又无情地揭露了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惜破坏生态的恶人与恶行。作品由此既向人们发出警示:不能再无视自然与动物的存在,否则大自然就会以它们的方式来惩罚我们;又向人类自身发出诘问:贪欲与权欲有如瘟疫病菌,不加预防就会腐蚀肌体,并使人性变异。小说书名叫“可可西里狼”,其实有着深刻的用意。读了作品,就会知道:真正的狼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狼性。狼性一旦吞噬了人性,人就变成兽,变成魔,这比起狼来,不知要可怕多少倍。这是生物与生态的切肤忧患,更是人性与人类的忧深致远。历史与个人作为个体的人,必须生存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生活于一定的历史进程之中,而不同的社会阶段与历史时代,又为个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不同的背景与环境,这使个人的人生演绎充满了种种不确定性。因此,一定历史中的个人的境况、命运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成为反观历史、考察人性的重要参照,也成为文学创作中经常性乃至经典性的描写主题。2010年的此类小说,虽然为数并不很多,但却姚黄魏紫,各具其秀;春兰秋菊,各有千秋。艾伟的《风和日丽》;由尹将军的私生女杨小翼寻找父亲的艰难过程,审问了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也审视了一个不堪回首的时代。因为父亲身居高位后的难以由衷和自有苦衷,杨小翼及其生母杨泸的一生不幸与命运坎坷也就必然注定。渐渐地,作品又由杨小翼的命运坎坷,尹将军的舍情取义,以及相关人物的彼此影响的悲欢离合,揭示了在政治至上、革命至上的那个特殊年代,“政治”对于人情的忽视,“革命”对于人性的漠视,由此实现了对过往历史的深刻回望与深切反省。乍一看来,似乎是尹将军影响了杨泸,杨泸又影响了杨小翼,杨小翼又伤害了伍思岷、祸及了尹南方、影响了刘世军。其实,从尹将军起始,每一个人都是政治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历史长河中的一粒沙子,他们都是被时代风云所裹挟,为社会潮流所冲刷,是历史悲剧中的个人角色。可以说,《风和日丽》是以杨小翼60年的个人遭际的坎坷,来透视革命历史60年的得失。人性百态与人生诸味,都在其中,不一而足,让人荡气回肠,引人深长回味。张者的《老风口》在当年的马指导员讲故事、摆龙门的过程之中,以连长胡一桂的坎坷经历为主轴,展开新疆建设兵团26连十数年间可歌可泣的屯垦史,从而也折射了兵团人半个世纪可歌可敬的戍边史。在胡一桂那些看似异常又似乎背运的遭际里,人们不难读出他的包裹在突兀、莽撞外衣里的英勇无畏与敢于负责、任劳任怨与机动灵活,他以他的失察、失误,换来的是连队的发展、他人的幸福。也许从他的总是不合时宜的遭际里,我们还能读到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军事化的兵团体制下,一个有个性的生命个体与讲服从、讲共性的强制性需要、集体性组织之间,存有的明显的矛盾与隐性的纠葛,以及置身这种矛盾与纠葛之后的顺应与探索、忍耐与坚持。在矛盾中前行,在困苦中奉献,把自己的青春挥洒在兵团的事业中,把自己的人生奉献给新疆的屯垦中,这既是胡一桂这个典型人物的大半个人生的写实性素描,更是以胡一桂为代表的老一代兵团人的一个历史性缩影。迟子建的《白雪乌鸦》是以历史上的鼠疫灾难为背景的,但展开的画面却超越了灾难本身,可以说是借鼠疫这一灾难透视“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寻索“死亡阴影笼罩下的生机”。因此,灾难面前的人性呈现成为作家最为看重、小说最为突出的内容。在鼠疫带来的天灾中,虽然也有伍连德那样力挽狂澜的英勇壮举,但更为常见的还是普通人的本能反应:有人被吓坏甚至死亡,有人萎萎缩缩,也有人从容淡定,还有的人毅然奋起。在鼠疫造成的日常生活变异中,不同的人物都自然而然地展现着自己的性格和命运,也都顺理成章地演绎着各自的爱恨与情仇、危机中的生机、暗夜中的曙色、人性中的闪光。小说由市井图的精描细画与小人物的悲欢哀乐,再现了历史的一页,更留下了深长的意味。这种意味显然也是双重的,一方面是普通人面对灾难的难以抗拒和惨烈命运,另一方面又是底层人由个体的隐忍构成的群体的坚韧。历史改写着人,人也改写着历史,这便是人与历史同在的原由。罗伟章的《大河之舞》探寻的是巴人在历史中消亡的秘密。作者曾告诉人们:“我所写的,并不是一部历史小说,而是对现实人生的观照。我希望把历史和现实打通。”事实上,作品由一个女疯子的影响、三条大河的流变,串结起一个神秘民族的远古前史与近世故事。人类的困惑和突围、文化的传承和流失,以及神界和人界、传说和历史、荒诞与现实、政治风云和种族命运等,都成为一场场凄美而决绝的舞蹈,在三河流域和罗家坝半岛上隆重演出和黯然谢幕。作者对于罗家坝半岛及巴人后裔未来命运的描写,呈现出半是颂歌,半是挽歌的两难与困惑:看似热闹而璀璨的巴人遗址、观光农业、五星酒店、巴人街等,在强化着现代化与产业化的同时,却也在加速着巴人文化的快速消亡。一个独特民族群落的“大河之舞”越来越成为了遥远的记忆。可以说,作品是一个民族群落与精神文化的纪念碑,由此悼念这过早消亡的民族,由此缅怀不该消失的历史,这无疑既让人唏嘘又引人反思。 都市与时弊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生活,基本是乡土一脉占据主流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生活,重心一直在向大大小小的都市位移。这种时代的变迁与现实的境况,必然要反映到文学创作中来,使过去并不发达的都市写作蓬勃兴起,渐成气候。但也不言而喻,因为都市承载了经济的繁荣、文化的碰撞,乃至理想的打拼、欲望的博弈,从生活现象到人们内心,都呈现出一种驳杂与混合的状态,如时尚与时弊兼有、希望与失望并存,等等,使都市生活成为折射当下人生与现代人性的一面多棱镜。这使它既由此反映着社会生活的新的变异,又体现着文学自身的新的进取。2010年的小说创作在这一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杨争光的《少年张冲六章》由“问题孩子”的角度切入当下都市,他是把生存环境看成一种特殊的“土壤”,通过少年张冲在学习与成长中,被家庭与父亲、学校与老师层层约制与重重打磨,从而变异成为一个“问题孩子”的过程,来反思传统文化与应试教育自身的严重问题。让人感到痛心的是,本来都是亲人,但后来却成为路人,甚至成了敌人。这是压力的后果,也是培育的结果。张冲的悲剧是张家的悲剧,其实也是教育的悲剧、时代的悲剧;问题少年其实折射的是问题父母、问题老师、问题教育。这个作品不是简单的父与子的问题,而是把当下的很多现象,把如何对待人、教育人等很多问题融合进来。作品充满深切的反思与愤懑的反诘,但这一切都由人们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自然而然地带出,读来在引人入胜之中令人警醒,让人汗颜。李师江的《中文系》也涉及了当下都市里的大学教育,以主人公师师的友谊与爱情为线索,描写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大学校园的生活。高墙之内的大学城是现代都市的小社会,在这里,学术与市场、清高与媚俗,自然而奇妙地混合一起,让人难以分辨,苦于应对。小说洋溢着青春气息,也流淌着幽默情趣,以一种不修边幅的真实,展示了那个年代特有的时代氛围,也写出了主人公成长的过程。小说既由师师、凯子与左堤的爱情故事,揭示了友谊与爱情、忠诚与背叛的相互纠结;又由理想主义和现实社会的冲突与博弈,展示了那个年代特有的时代氛围,也写出了主人公成长的过程。小说在第一人称的叙述中,融入了作者个人的生活体验和内心感受,具有一种逼真的生活质感,同时也以成长的回溯、自我的反省,给人们带来诸多的人生思考。徐小斌的长篇新作《炼狱之花》以神女海百合与作家天仙子为两条主要线索,构成魔幻与现实相交织的叙事方法,但两条线索都指向社会文化生活的媚俗与混乱、势利与丑陋。单纯的百合在人类世界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各种艰难险阻,充分领略了尔虞我诈、欺世盗名、见利忘义、口是心非、指鹿为马、恶意中伤等人类惯伎,当善良无法阻止恶的蔓延的时候,她决定以恶制恶。而集真善美于一身的天仙子始终与这个现实世界格格不入,最终只能遭遇到冷落和凄凉。而她在女儿曼陀罗死后有感而发地说道:“我们从小被教导要追求真理,可是我现在倒是觉得,从现实出发,还不如学习如何制造比真理更合逻辑的谎言呢!”这是她的感言,也是她的失望,更是她的控诉。有了这样的真人真言与实话实说,《炼狱之花》便由浪漫与奇幻的艺术方式,直击当下的社会现状与文化现实。作品在体现作者潜在的智力与能力的同时,也表现出作者超常的胆识与勇气。潘向黎的《穿心莲》,由一个知识“剩女”自身的情感经历与感知到的他人的情感生活,涉及到当下都市社会里最为常见而敏感的爱情话题。专为迷失在爱情和婚姻里的人们答疑解难的情感专栏女作家深蓝,因惨痛的情感经历早已不相信爱情,抱着“女人要自强”的观念和男友过着索然无味的同居生活。然而,一个向她发出求救信息的女读者,却迫使她重新审视情感的深不可测。原先清晰的,又变模糊了,原来坚定的,开始动摇了。在这看似退步的情形中,她其实更添了一份清醒,更多了一些自知。“没有自由的爱,没有爱的自由,我都不要”。这是深蓝个人关于爱情长考的最新答题,也是一个抛向女性与社会的严峻问题。作品在行云流水般的叙事中,既诘问着爱情,又拷问着人性。在上面的几部书中,有的在本站中已经介绍过,多少是值得一看的小说,也是在为数众多的小说作品中比较耐看的小说,把这些小说推荐给大家吧,让您在有暇时刻细细品味一下这些不错的小说。

对于这个称呼和她的生平以及作品有很大关系, 她一生经历两段婚姻,其中后面这段婚姻比较传奇。现任丈夫时任美国外交官,精通八国语言,但为了她毅然放弃了前途无量的外交官生涯。她的作品直露人性 将男女关系写的直白露骨。其实也是因为描写男女之事露骨才会被称呼为最风骚的女作家。但读懂严歌苓的作品的人,都会发现她的作品是有灵魂的,作品中塑造的人物都是鲜活的生命。

近年来,对于文化保守主义的研究十分盛行,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长期以来对于文化保守主义多持批评和否定的态度,其实文化保守主义基本上是在强大的社会变革面前,坚守本民族的传统思想方式,坚守传统的民间价值,具有迫切的民族正义感。我想以这个理论来解释孙犁的小说,也许会使我们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 一、民族习俗、文化传统的守护者 孙犁的保守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他对民俗和传统文化的守护。他出生于冀中的一个小康之家,家庭经济环境使得他能够在安国上小学,在保定上中学,可以说他从小受教育的路向还是很平顺的。如果按照正常的方式走下去,他很可能与现在的普通人一样,受到良好的教育、过正常的知识分子生活。这样的家庭背景,是产生先天保守主义作家的精神土壤。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一名革命者,具体说来是党的文化工作者。但是他的骨子里仍然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庄稼人,是一个柔弱的书生,他的直觉使他遵循着为人做事的一贯原则,这就是要做一个充实自己同时为他人进而为中国的厚道人,他的为人和他的作品都反映出这种心态。他认为革命就是为了大多数人,他对革命充满了忠厚的解释。这也许就是鲁迅所说的“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由于孙犁的保守主义思想,和他独特的写作习惯,在他的作品里时常流露出一种所谓的“小资情调”。这其实就是对于传统、历史和习俗的有意维护。他在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写了一个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女县长李佩钟,李在忙乱的工作和战火中,还抽时间养一盆花,经常给放在窗台上的花浇水,因而还受到工农干部的嘲讽。孙犁说:“这也是一种难能可贵,我们不应该求全责备,她参加了抗日战争,并在战争中牺牲了她的生命,她究竟是属于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队伍,是抗日战争中千百万烈士中间的一个。”生活中的孙犁就是一个好静、喜欢古董和爱买书的人,所以他写李佩钟并不奇怪,那是一种高贵的雍容,就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中华民族的儿女们通过表现出来的这种从容不迫,从另一个角度体现出我们民族的不可战胜。此外在民间,孙犁也还是注重这种看似闲适的高贵。从《荷花淀》到《嘱咐》,他所刻画的水生嫂,特别注意了面对作为游击组长和战士的水生离家前夜,水生嫂的细微心理变化,被芦苇眉子划破手指头的细节描写,那种在赞扬后面的埋怨话语,和带泪的回答,以及“无力的仄在炕上”过了半天才说“明天我撑着冰床子去送你”,这些对话和动作表现出她的复杂而又丰富的内心世界。就是来自民间的一种真实生活,是一种很自我的小家过日子的平常百姓妇女的内心世界。在抗日战争的最艰苦阶段,生活在敌后的妇女们也很自然地透露出一种柔美的情怀,反映出一种唯美的情调,那是对家人、山河与土地的深情,小说没有写铁姑娘似的剽悍展示与满嘴革命口号的宣传,但是那种画外音却反衬出我们伟大民族保卫家乡的自觉与战争必胜的自信。 此外,他还写了以一些善与恶、君子与小人为题材的小说,最有代表性的可能就是《石榴》。《石榴》是写工作组撤出以后,作为记者的作者再回乡村看房东女儿小花的故事。作者有这样一段回想颇耐人寻味,他说:“大娘是个寡妇,孩子们又小。她家是什么成分,说来惭愧,我当时也没问过,可能是中农。我住在她家,她给我做好饭吃,叫小花给我做针线活,她希望的是,虽不一定能沾我的什么光,也不要被什么伤。她一家人,当时的表现,是既不靠前,也不靠后,什么事也不多讲,也不想分到什么东西。”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的最朴实的生存状态。作者理解他们,所以他写起来自然贴切。工作组离开后村里有闲言,小花用跳井来抗争,作者看到养伤中的小花,“她穿一身自己织纺的浅色花格裤褂,烫得平平的,胸部鼓动着,嘴唇翕张着,眉上的那块小疤痕,微微跳动着。她现在美极了。在我眼前,是一幅油画,一座铜雕,一座玉佛。”小花的另一种柔美得到了提升,也是别样的对我们民族美德的赞颂。如果从以往的理论来分析,小花的投井当然是对封建思想道德的抗争,而作者的归来也是另一种挑战。但孙犁的小说情节并没有向着那个简单的方式发展,而是没有任何绝对的对立面,那是鲜活的人物对无处不在的传统道德所进行的抗争,在生与死的边缘表现的是一种平静,平静的后面则透露着柔美。 二、激进主义、极端思想的抵触者 孙犁的为人及价值判断都深受“五四”以来的人道主义思想影响,他虽然投身在革命的大潮漩涡中,但从深层次上看却缺乏强烈的政治意识,而那种本分、忠厚、规矩、守信等传统美德,和保持个性、喜爱高雅情趣、注重个人风格等品格,却长期留在他的思想之中,这些都必然会表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上。那种唯美唯真的东西和儒家思想一直根深蒂固指导着他的创作,稍不留神就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所以在孙犁身上存在着作为干部的不幸,这样的脾气秉性很难在职务上有大的“进步”;而作为小说家,这又是一个很大的有幸,因为它具备了社会的良知,和推己及人面向大众的普世情怀。孙犁的保守主义思想所表现的正是这种对政治斗争的反感和对激进主义的不屑。 在早期的中长篇小说里,孙犁就流露出对于政治斗争的抵触和过激主义的不满。如短篇小说《秋千》写土改时女青年大娟家庭被划为富农以后的心灵痛苦,《春歌》写中农出身的双眉处处不被重视。当然这些作品后来都有了光明的尾巴,大娟家的富农成分属于错划,后来终于得到了改正;双眉以苦干与聪明的成绩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作品也表现出明亮的色彩。但是作品中对于这两位女性心理刻画的细节描写,无时无刻不在刺痛着读者的心。重要的是孙犁这些小说的写作过程,他没有过多地责怪谁,善的力量在民间是永存的。我们在阅读中体会出的是作者的那种对于人性的赞美,和对于青春、美好以及理想的人道主义追求。《铁木前传》写得最好的地方,也是人性的那种自然流露,虽然政治运动笼罩着小说氛围,读者一般比较注意看六儿、小满儿的恋爱,但对于黎老东那种安于本分,一心一意奔小康的保守心态却写得最好,当然孙犁在人物刻画上也不是完全肯定他的,他把铁作为对立的农村两种思想人物来展示,但在无意间黎老东这个形象成为了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时代人物。现在看来,孙犁写起这种人物来一定是得心应手,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就存留着我们民族的那种朴实的东西,无论是什么政治运动,都改变不了他的那种来自乡土并融化到血液中的情感。 他在许多作品中都注入了自己的影子,特别是后来列入“芸斋小说”的大多篇章,大部分是对于逝去的日子的追怀,留恋于追寻旧梦。这些小说,集中表现出他对政治斗争的毫无兴趣和对于过激主义的反感。小说《鸡缸》写了一个姓钱的值班室人员,此人造反以后态度大变,常常对着作者住的台阶大吐其痰,指挥“牛鬼蛇神”专横霸道。一个性格扭曲的小人突然得志,当然后来也大出奇丑。再有一篇是《言戒》也是写传达室值班员,此人被称为“中年人”,作者去机关洗澡受其嘲笑和冷淡对待。更有甚者该人的大声提问却很有深意:“听说你们写了稿子,在报上登了有钱,出了书还有钱?”“改成戏有钱,改成电影还有钱?”这完全是一种小人之心的集中表演。作者回答说:“是的。”并随口又说了一句,“你也写吧。”结果“文革”开始,此人果然小人得志对作者大加报复。在他的小说里不但写了“文革”使得人性扭曲,而且表现了过激主义正是令那种心理有病之人展示其病态的最好兴奋剂。 对于改革开放,孙犁当然是很兴奋很拥护的。但他看到一些灯红酒绿、急功近利的腐败现象,和对于金钱的极端追求的社会现状,即刻表现出本能的不满,作家那种流淌在血液中的清高自然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他在系列作品“芸斋小说”中,几次谈到自己的初恋和婚姻以及后来的续弦生活。那种贪图虚荣、爱钱如命和庸俗不堪的众生芸芸,都活灵活现于他的笔下。 孙犁绝不是那种追求时髦的人,对于这些很现实的人当然没有好感,同时在小说里也并没有将自己神圣化,他也如普通的俗人一样,注重人品也看长相,他对于长得太黑、太矮、太胖的女人不大喜欢,对于要房子的人进行反讽,对于大有所图的人最终也是选择放弃。在走进新生活之前,他对幸福的到来总是显得信心不足,他说:“我太老了,脾气又太怪,过去有过感情的人,现在恐怕也相处不来了。爱情和青春同在,尚且靠不住。老了,就什么也谈不上了。”就是这样,他在回忆起初恋时还说:“因为她对我的关心,我也不断想起往事,并关心她晚年的生活,像这样宽厚待人的人,一定会幸福无量的。”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对于人性和保守主义的坚守。 保守主义在文学家当中体现的气质最为鲜明,这是一种对于本民族文化的坚定自信和坚守,传承和保持本民族文化的固有心态,不断向往高贵生活品质的精神追求,这是一种充满高雅、大度、节制、从容的精神特质。从孙犁的早期创作到后来的“芸斋小说”,都有一种雍容大度、自信满满的贵族气质。这可以归结为一种保守主义思想的支配。保守主义是世界三大意识形态之一,三大意识形态即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最近以来,在理论界关于文化保守主义的研究非常盛行。孙犁无论从为人还是为文,都能体现出一种保守主义的气质。

对生活的真实体验,弥补了杜鹏程战争小说的局限性,这也是《保卫延安》一发表就受到较高评价的重要原因。“《保卫延安》一发表,就受到读者的好评,在国内外引起反响。对于这部以战争实感见长的小说,我们周恩来总理曾给予这样的评价:‘我们部队打仗就是这样,彭总这个人也就是这样。’”

《汀泗桥》对人性的表现亦多有令人称许之处。诚然,没有抽象的人性。革命性也是人性的一种体现,但革命性不是人性的全部,也并非所有的人都是革命者。对人性的描写,尤其是对革命与人性的交融和冲突的表现,成为《汀泗桥》这部小说纷呈的异彩。小说以刘来宝、周秀梅因相亲相识始,铺展了两人热烈而无法公开的恋情。刘来宝走上革命道路,成为汀泗桥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周秀梅支持情人刘来宝的革命活动,但这是因为爱情而不是理解和相信刘来宝的政治信仰。在那样的年代,革命胜利与否犹在未定之天,革命不会干预刘来宝和周秀梅的爱情,甚至革命赋予两人的爱情以正当性:毕竟寿春堂掌柜、名医张海量和周秀梅的婚姻是建立在残酷的欺骗的基础上的。但革命又有党性和纪律的刚性,要求革命者无限的忠诚。在革命利益面前,革命者必须无条件放弃个人利益。小说的最后,汀泗桥革命胜利,但面临着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反扑,在反革命暴乱袭来之际,周秀梅与张海量的儿子、被刘来宝培养为地下党员的张荣庭等人,却因地域和乡情的影响分不清形势,立场模糊动摇,即将被革命政权严厉处理。周秀梅因此对刘来宝深感失望,投河自尽。小说以周秀梅的悲剧爱情和婚姻始,以周秀梅的悲剧命运终,如此蕴含着革命与人性的张力的结局,显示了小说的一种内在深度。

所以我个人认为此处的“骚”应该是类似于文人骚客的“骚”!是对她作品的肯定以及对他才华的赞扬!!!!

在创作《保卫延安》的过程中,杜鹏程既注重文学作品的新闻属性,又注重文学作品的艺术属性,这为他全面展示丰富而真实的战争场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杜鹏程的记者“身份”,对其从事战争小说创作也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杜鹏程从事战争小说创作正可以看作其记者身份驱使的结果。“1947年初,西北新闻队伍要扩大,到处物色干部。组织上看我对文学有兴趣,而且经常写东西,就调我到边区群众报社工作。”随军记者的生涯,使得杜鹏程能够远距离地观察和体验生活,尤其是记者对新闻事件提炼时所注重新闻的“价值”,就与小说创作所需要的“典型性”具有了某种同构性。这既为杜鹏程创作《保卫延安》奠定了丰富的生活基础,也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点。对此,杜鹏程曾这样说过:“1948年以后,情况好转了,发了许多材料,又看了许多军事著作和重要文件,如西北战场的战斗总结等,这样,我就可以把感性的认识提高到一定的理性高度来认识,真正理解战争胜利的精神和力量,真正研究和掌握战争的全面情况及其发展过程,培养分析、概括生活的能力。”至于杜鹏程在写作新闻时汇集整理战士的先进事迹材料,“仅日记就有一二百万字之多。这些材料都综合着自己的感受与体会,为《保卫延安》的创作做了必要的准备”。实际情况也显示,杜鹏程的记者“身份”对其创作战争小说,也的确具有一般“身份”不可取代的作用。如《保卫延安》的雏形,便是因其记者“身份”而来的“长篇报告文学”,该作品从延安撤退写起,直到进军帕米尔高原为止,记述西北解放战争的整个过程。但杜鹏程对自己所写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并不满意。在此情况下,他“才下决心写一部反映延安保卫战的长篇小说”。从1949年开始动手创作,到1953年终于完成,长篇战争小说《保卫延安》“在工作之余,一年又一年把百万字的报告文学,改为六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又把六十多万字变成十七万字;又把十七万字变成四十万字,再把四十万字变为三十多万字……在四年多的漫长岁月里,九易其稿,反复增添删削何止数百次”。由此说来,杜鹏程创作战争小说《保卫延安》之初,不仅其“身份”是记者,其“工作性质”隶属于新闻范畴,而且其创作报告文学也隶属于新闻范畴,只是随着对主题的提升,某些新闻的属性开始弱化,小说的虚构内容开始彰显而已。但是,这对《保卫延安》这一文本的属性还是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那就是《保卫延安》因为其一开始的报告文学属性,以至于在向战争小说演变的过程中,因其恪守了现实的真实原则,从而使现实主义的原则获得了有深度的凸显,为其“史诗性”特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陈敬黎长篇小说新著《汀泗桥》延续了他之前小说创作的一个风格特点——长而又长。尽管写的只是一个小镇横跨不到半个世纪的历史,但以400多个人物(其中100余个是原型人物)、141万字的篇幅来演绎,这在小说创作中虽然不是独一无二,却也并不多见。但读了《汀泗桥》后,我还是认同了作品自身的逻辑:长有长的道理。这部长篇尽管可以一座桥名或一个镇名总而括之,但它的内涵极为深广,这种内涵的深度和广度是通过对汀泗桥的地域性、历史性、革命性和人性四个方面的阐发和挖掘而呈现的。评价一部长篇小说的艺术价值,角度是多方面的,有的作品是因为提供了深刻的思想,有的作品是实现了形式的创新,但也有的作品是以一种对日常生活的细密描写,呈现生活本身的质感和魅力,呈现人性的多个维度,使读者获得一种体验式的愉悦或沉思,《汀泗桥》即属于这类作品。而这类小说往往需要较大的体量。

还有一部影片——《南京 南京》,也是严歌苓担任编剧,这部战争背景下反映女性的悲壮的影片,其思想性,揭示人心的深度,以及票房价值,都值得赞叹。

杜鹏程的战争小说《保卫延安》,较为全面地塑造了敌我双方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塑造了我军英雄群谱——从高级将领到中层领导再到普通士兵这样一个个带有鲜明个性的英雄形象,丰富了现代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

《汀泗桥》时间跨度以人民解放军解放汀泗桥为截止,小说的时间定于清末至解放战争之间,作者写的是汀泗桥的现代史。历史性是这部小说的另一个定位。书中的400多个人物都是历史人物,其中真实历史人物达100多个,还涉及国共高层人物。这对作家写作来说意味着更多和更大的挑战。写作历史或许给作家带来挑战生活与知识艰难的乐趣,但这不是作家最高的追求。《汀泗桥》定位为历史小说,或许是作者认为汀泗桥这一段历史隐含了汀泗桥当代发展的密码。作者为写这部小说,潜心采访当地老百姓60多人,其中十几位是80岁以上老人。他能将当年汀泗桥百余家商号所在位置手绘成一张图纸,为写这部小说积累的读书笔记多达20万字。历史性的追求和扎实的写作使这部小说获得了极大的纵深和厚重的分量。

严歌苓小说可谓写尽了男女那点事,她的作品是一个时代的风向标。张艺谋,冯小刚等等著名导演都深受她的影响。

俄罗斯有关战争的文学作品对杜鹏程创作《保卫延安》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战争与和平》《铁流》《毁灭》《夏伯阳》《恐惧与无畏》《日日夜夜》等。杜鹏程说过:“这些作品对人物的刻画、结构、布局,对战争场面的描写对我都有很大的借鉴作用”。但是,值得关注的是,杜鹏程的借鉴主要体现在“这些作品对人物的刻画、结构、布局,对战争场面的描写”等方面,而对其文学精神的继承还存在着某些不足。这使杜鹏程除了对战争小说整体上具有较强的驾驭能力之外,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或重铸其战争小说的文化品格。如果再进一步比较的话,我们还可以发现,杜鹏程对俄罗斯文学作品的借鉴主要体现在对外在战争过程的描写上,至于苏联的《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等注重人的命运的作品,并没有深刻影响到他的文学创作。

地域性或者说地域色彩是《汀泗桥》一个鲜明的风格追求。书名是一个标志,而书中景观、风俗、器物、语言的方言化等等,也都有很强的地域标记或烙印,这种地域性成为《汀泗桥》的生动性和趣味性的一个来源。而地域性的实现与否,也能衡量出一个作家的功力。不充分的地域性是一个贴上去的标签,只会使作品显得灵魂苍白。而《汀泗桥》鲜明的地域性有机地构成了作品厚实的底蕴和坚韧的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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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战争生活的深刻体验,使得杜鹏程的战争小说倾向英雄业绩罗列,人在文学中的主体地位自然被削弱了。在《保卫延安》中,我们看到的英雄,很多就是没有私人情感的战争中的人。他们除了对敌人的恨和对人民、对领袖的爱这截然分明的两种情感之外,似乎就再没有什么更为复杂的个人化的情感了。从某种意义说,单一的歌颂视角或单一的批判视角,必然要限制作家的立场和情感,其英雄叙事也就只能在“好者恒好、坏者恒坏”的怪圈中演绎,脸谱化、概念化等弊端也就在所难免。因此,杜鹏程的单一歌颂视角,就把英雄叙事限制在一个既定的理念框架之中,这和开放多元的生活框架截然不同,它不具有文化上的包容性。如此一来,不但艺术形象,而且连作家本人也成为这既定框架的附庸。

小说中的张海量也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一方面他接受父母以欺骗的手段给他娶来周秀梅,另一方面为了维持跟周秀梅的婚姻而忍气吞声。他是喜欢周秀梅的,他同时又是一个很在乎自己和家族名声的人,为了这喜欢,为了这名声,他背负着道德的十字架苟活于世,最终以自杀得到解脱。这是一个极其隐忍的人,也是一个难以定性的人,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一种复杂的人性。小说将这样一种人性表现得细致入微、千回百转、惆怅复惆怅。对人性洞察之深邃,挖掘之通透,是这部小说的又一成就。

严歌苓,美籍华人作家,好莱坞专业编剧。代表作有金陵十三钗、铁梨花、陆犯焉识、小姨多鹤等。1958年出生于上海父亲萧马。

解放战争中的延安保卫战,在革命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解放战争进程的转折点。杜鹏程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是反映这段历史最为重要的战争小说。作家从宏大的视角把握中国革命历史,从对局部和细微的革命战争叙事转向对宏大的革命战争的叙事,这标志着战争小说获得了巨大的突破。小说以高昂的激情、宏大的规模、磅礴的气势,从正面描绘了解放战争中著名的延安保卫战。

近墨者黑。在世界上思想最开放的国家生活,能够吸引骚男的女人,笔下自然骚气蒸腾。而骚气十足的作品最能吸引眼球。《废都》中的空白格尚且貯存骚味,《金陵十三钗》白纸黑字不言而喻,其中的骚气和血腥气混和在一起,令人窒息。

总的来看,在小说创作过程中,一方面,杜鹏程要努力把《保卫延安》写成反映西北战场乃至全中国战场的史诗,要体现出解放战争中的一些规律性的文化底蕴,使其对宏大的战争格局有着深度把握;另一方面,为了忠实历史和自我感知到的真实生命体验,他强化和凸现了自我的独特体验,并由此确保了《保卫延安》具有史诗般的文学品格。

就在严歌苓独自一人苦苦支撑的时候,一场偶遇再次改变了她的生活。

杜鹏程的战争小说《保卫延安》,在借鉴中国传统小说注重情节这一优点的同时,又借鉴了俄罗斯战争小说的写作方法。杜鹏程的战争小说,从所受的文学的影响而言,主要集中在那些叙述历史事件的文学。这使其战争小说深深地打上了偏重于历史过程的痕迹,至于组成这历史过程的个人,则相对地退之于幕后。杜鹏程对此说过:当时,“写我人民解放军作战的作品,除了个别长篇和中篇小说之外,还有一些短篇小说及报告文学作品。我反复读过这些作品,并且从中获得不少教益和启示”。“在描写革命战争方面,既要求助我们当前已有的成就,而更多地是求助于以鲁迅先生为首的中国新文学,以及我国古典文学作品和苏联革命初期的文学名著等。”杜鹏程说的已有的成就和经验是不够的,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其所谓要求助于以鲁迅先生为首的中国新文学,就有点令人难以理解了。因为从《保卫延安》来看,鲁迅所开创的重在解剖国民灵魂的文学传统,并没有获得很好地继承,而与其所说的当时的“写农村生活和土地改革的长篇”倒是有着更多的契合点,如单一的政治视角下的历史过程的叙述。至于我国古典文学作品,其继承更多的是体现在对故事性的追求上,如在周大勇和部队失去联系后的英勇作战等故事,甚至带有传奇特点。这显然和《三国演义》《水浒传》所开创的文学传统有着渊源关系。至于其所表现出来的敌我立场,则比这些文本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在《三国演义》中曹操被白脸化的话,那么在《保卫延安》中,很多敌方人物已经是奸佞化了。这都进一步限制了其所追求的“史诗品格”。

严歌苓出生于上海的书香门第,父亲是著名作家萧马,母亲是话剧演员。

杜鹏程在战争小说创作之前,由其“身份”而来的文化立场,对其战争小说起到了制导作用。与此同时,作为这一波澜壮阔的时代风云的亲身经历者,又使其在创作战争小说时,通过活生生的现实获得了反观自我战争小说的机缘。对此,杜鹏程说过:“干部、战士们的英雄行为,思想品质,深深地教育和感染了我。我深切地爱他们,他们的音容笑貌在我脑海中都是活生生的,经久不忘。我能讲出许多干部、战士的出身、经历、性格特点、生活习惯,特别是他们的战斗经历等。”“《保卫延安》中的周大勇连队的故事就是以这个连队为基础的。”“我和他们相处多年,对他们的思想感情、风俗习惯、生活语言等等,虽然没有深入研究,但还是有一定的了解。可以说,假设没有这几年的生活基础,也是写不出《保卫延安》中陕北人民群众的形象的;写不出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斗争和生活状况。就是在语言方面,我也深受陕北人民的影响。”他深深感到“在大时代中结识各种人,认识各种事物。作家丰富的阅历,人生的经验,是他创作的财富”。这一切都清晰地表明,杜鹏程在对政治的皈依中,依然凸现自我独立的感知,这使他得以完成了从生活到理念、再从理念到生活的还原。

严歌苓有两次婚姻,她转居美国后,她的小说一度走红,写尽了时代发展趋势,她可以说使中国影视产业提前了十年,不是她的影响就没有现代的中国电影飞跃。著名的国内一流导演都很崇拜严歌苓。一句话这位优秀的女作家散发着魅力“骚气”冲天让很多人都迷恋她。行如妖术摄取男人之魂。

杜鹏程在论及《保卫延安》的创作时这样说过:“我要用笔反映这场伟大的人民战争,歌颂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歌颂人民解放军、陕北人民的光辉业绩,表达我对彭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热爱之情。”可见,杜鹏程之所以写《保卫延安》,与其说是要“塑造为人民造福、使大地生辉的一代英雄的形象”,不如说是站在当时的政治立场上表达“对彭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热爱之情”更为符合作家的实际情况,这才是“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起码的职责”。这一写作动机潜在地设定了杜鹏程战争小说展开的疆域,直接显示出自我的文化立场,尤其是站在政治的立场上对英雄人物带有顶礼膜拜的心理情结,这就使得那些经过“典型化”处理而塑造的英雄形象,已经剔除了与政治话语不甚吻合的部分,使英雄形象更加意识形态化了。对此,杜鹏程曾说过:“这一场战争,太伟大太壮烈了。随便写一点东西来记述它,我觉得对不起烈士和战争中流血流汗的人们。”因此,当他“一想到延安保卫战的日日夜夜,想起自己一生中最不平凡的岁月,热血就冲击胸膛。我在战争年代只想写长篇报告文学,后来也确实写了,但不满意。此时,我下决心写一部反映延安保卫战的长篇小说,歌颂人民战争的光辉胜利,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解放军指战员的丰功伟绩,以告慰烈士在天之灵,教育年青一代。”由此可见,“告慰烈士在天之灵”和“教育年青一代”便成了杜鹏程创作战争小说的核心。

我是第一次听人说她“骚气”,这个评价可能更多基于偏见。虽然我也没看她多少作品,但作为公众人物、名人,还是经常会看到她露面,感觉还是比较有分寸的一个人。

杜鹏程从生活到理念、再从理念到生活的还原的过程中,既有对艺术规律的深刻体会,又有对自我偏离艺术规律的修正。对此,杜鹏程曾经这样说过:“作品有其本身的规律,并不是你随意支配它,而是它强有力地支配你。如果违反了这些规律,你会找来一大堆麻烦,你会写出连自己也不愿意多看两遍的章节。……实际上这正是活生生的辩证法的无所不在的巨大力量。”这说明杜鹏程还是注重对人物内在性格的把握,并按照自己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来塑造英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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