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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藏族诗人为主的诗歌刊物在以前是没有过的,云南新文学就已经诞生

我立足于西藏这片土地进行写作。从自然地理来讲,西藏是世界第三极,广袤的土地上有连绵的雪山、高耸的冰川、开阔的草滩、原始的林海,特殊的自然地理塑造了藏族先民勇敢、粗犷、质朴、坚韧、热情、智慧的生命品质。从文化传承上讲,西藏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民俗风情独特,藏传佛教影响深远。藏族先民信奉万物有灵,对自然万物与万众生灵心怀敬畏和感恩。这些地缘文化不仅培养了藏民族的诗意人生和诗性情怀,也为藏族诗歌注入了特殊的气脉,造就出格萨尔史诗的豪情粗犷、米拉日巴道歌的澄明通透、仓央嘉措诗歌的深情委婉、萨迦格言的通俗睿智以及民间诗歌的热情奔放。


(作者为《西藏文学》主编)

当日晚间,由拉萨诗院自筹自办的西藏民间第一份大型诗歌刊物《西藏诗歌》在圣城拉萨首发。拉萨诗院院长、《西藏诗歌》主编田勇介绍,创建《西藏诗歌》的想法由来已久,“在这个网络时代,内地诗坛虽然被‘下半身’、‘梨花体’、‘荒诞’等坏了名声,可好诗歌还是有的。藏地的诗歌也被大范围污浊,以前我所见的,皆是些朗朗上口、大量以排比、犹如歌词般的所谓诗歌,内容上还会以歌功颂德、繁华礼赞为主旨。但在西藏生活十年,最让我感动的还是那些隐匿在民间或某个角落的‘忧伤’和‘真情’,这些诗人犹如遗落在角落里的酥油灯,让我看到藏地诗歌的厚实和方向。”

白桦、彭荆风、苏策、公刘、周良沛、柏鸿鹄、王松等汉族作家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为云南文学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80年代以后,黄尧、张曼菱、汤世杰、范稳等作家书写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在重构民族历史记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他们的作品在如何写好民族题材作品方面做了很好探索,深刻地影响了一些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创作。

我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成长,尽管我后来就读的专业和从事的工作都和文学有着很大的距离,但这丝毫没有改变我对文学的热爱。写作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我愿意在这条艰难的路上跋涉。要感谢所有给予我鼓励的老师和朋友们,是他们的鼓励让我有了对写作的坚持。

稿件来源:羊城晚报2015-10-11第B3版 | 作者:何晶 | 编辑: | 发布日期:2015-10-12 | 阅读次数:

汉藏两种文字比翼齐飞

白玛娜珍表示,西藏本就处于一个诗歌的高地上,诞生过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格萨尔》,此后西藏民间的诗歌、歌谣、格言也是浩若烟海,“但当前西藏的现代诗歌不如美术、摄影那么活跃,西藏文学在这方面一直是很冷清的。”

新世纪以后,更为年轻的一代女作家登上了云南文坛。现在,她们的创作势头正旺。和晓梅、汤萍、艾栗木诺、唐果、单增曲措、袁智中、闻冰轮、彭愫英、永基卓玛、央今拉姆、任洋、伊蒙红木、乔丽、晓荔等是她们中的代表。这一代云南女作家,少数民族的居多,绝大多数都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广阔的创作视野,试图从民族与地域的写作中探寻人类精神价值的共同性。例如,和晓梅对纳西族女性命运的书写,伊蒙红木对佤族历史与文化的追寻,永基卓玛和央今拉姆对云南藏区的书写,都呈现出与过去全然不同的新意。

2000年以来,随着全球化、现代化的推进,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诗歌的地域性被重新强调。西藏的诗歌因其悠久的诗歌传统与地缘特色在地方性写作方面被广泛期待。而西藏诗人也不负期待,在诗歌的地域性书写方面积极开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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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迎来了西藏民主改革六十周年,这六十年里西藏文学也在不断发展壮大,文学作品的主题也从为宗教服务,回归到表现现实世界,表达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上来,在不同的时代,涌现出来一批优秀的作品和作家,为繁荣和丰富我国文学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据了解,为了更好地推动西藏民间诗歌发展,由拉萨诗院主办的喜马拉雅诗歌奖也即将设立。

上世纪80年代,云南文学发展迎来了又一次创作新潮。在这个潮流中,出现了一批儿童文学作家,他们的儿童文学创作在八九十年代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以沈石溪、吴然、乔传藻等作家为代表,形成了“太阳鸟儿童文学作家群”。他们的作品淡化了“宣教”传统,强调以追求真善美为原则的趣味性,并且将云南的边地风光、民族风情融入儿童文学的创作中,写出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儿童文学作品,无论是童诗、散文还是小说都充满了童心童趣。沈石溪更是将动物小说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他写的是动物世界,观照的却是人的世界,人性的种种在他笔下的动物中呈现出来,读他的动物小说,也可以看到人世间的美丑与良善。

恰白·次旦平措是新西藏较早用诗歌抒写时代新气象的诗人。在组诗《拉萨欢歌》中,他从拉萨的地貌、山川、河流、街市、屋宇、村寨、牛羊等当地的景物人事出发,抒写拉萨翻天覆地的变化。

【羊城晚报】冯娜:我安于山川万物的沉默和不回应

新世纪以来的西藏文学,经过多民族作家共同努力,铸就了新的辉煌,显现出更为多元化的面貌。

中新社拉萨7月16日电 “这是西藏民间办的第一份大型诗刊,其中收录的大部分都是藏族诗人作品,以藏族诗人为主的诗歌刊物在以前是没有过的。通过这本诗刊,我发现西藏民间还有这么优秀的年轻诗人,这很出乎我的意料。”在15日晚《西藏诗歌》首发活动上,著名藏族作家、诗人白玛娜珍如是说道。

多民族文学的繁荣

《婚礼歌·藏族民间长歌》是藏族诗人饶阶巴桑60年代创作的新诗。在诗中,诗人这样歌咏牧人眼里的马:“马头像纯金的宝瓶一样,/愿金宝瓶盛满吉祥。/马眼像天上的启明星一样,/愿启明星闪耀吉祥。/马牙像三十颗贝壳一样,/愿三十颗贝壳带来吉祥。/马舌像锦缎的彩旗一样,/愿锦缎的彩旗招引吉祥。/马鬃像蓝宝石的玉环一样,/愿蓝宝石的玉环圈来吉祥。/马尾像透明的丝线一样,/愿透明的丝线扬起吉祥。”这首诗从牧人生活中最亲密的伙伴下笔,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却是新生活的喜悦。

  近日,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举办了2015年驻校诗人入校仪式。青年诗人冯娜作为该校的第十二位驻校诗人参加,她也是首位“85后”驻校诗人。  冯娜,云南丽江人,白族,毕业于中山大学,随后在该校任职。她著有诗集《云上的夜晚》、《寻鹤》、《彼有野鹿》、《树在什么时候需要眼睛》,散文集《一个季节的西藏》等。她曾在《诗刊》、《天涯》、《新华文摘》、《诗选刊》等刊物发表作品并在多家媒体开设专栏,作品多次入选国内外各大选本。  冯娜近年来很受关注,曾获第二届奔腾诗人奖、“中国‘80后’诗歌十年成就奖”、十大新锐诗人等各类奖项。2013年,她参加了第二十九届青春诗会;2014年,获第十二届“华文青年诗人奖”;2015年,受台湾东华大学邀请参加“两岸青年诗歌座谈会”。  冯娜的本职工作是中山大学图书馆的馆员,在成为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后的一年,她将为首师大的同学开设诗歌方面的讲座和课程,与在校学生进行对话和交流,当然,也会顺势参加北京各种文学交流活动。“在这一年里,我大概会过着广州、北京‘两栖’的双城生活,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难得的体验”。生于1985年的她,将接下来的挑战和体验,看作是而立之年收到的美妙礼物。  1 高中考语文 老师没给我的诗歌打分  羊城晚报:这些年你出版了不少作品,诗集、散文集都有,产量算是比较丰厚?  冯娜:说来惭愧,前几天还和一个小说家朋友聊到,其实我是一个挺散漫的写作者;比起很自律、勤奋的写作者来说,我十分汗颜,产量当然也谈不上丰厚。不过应该说,我保持了一种自己的写作节奏吧,其间自然也包含了不断的训练、调整、平衡,以及写作的自觉。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是很具体琐碎的,写作很多时候就是在抵抗、消化、提炼和升华这些日常之物。   羊城晚报:广州的诗歌活动其实很活跃,但不常见到你,和你的性格应该有关系?  冯娜:本质上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安静的人,但我也珍惜因为文学和诗歌而来的友谊。大多数时候在广东参加活动,也就是向朋友们致意、向他们辛勤从事的工作致意。但可能人在某些特定阶段会很难顾及许多事情,比如近几年我就不断忙于自己的许多事,难以分身,只好取舍。如果从遵从内心意愿的角度出发,我确实更愿意一个人安静待着、远游或者和三五知己说说话。   羊城晚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还记得第一首发表的诗歌吗?  冯娜:这要追溯到我的中学时期。高中的语文考试我还写过诗歌,还记得当时老师没给我打分。我很感谢这位老师的宽容,他只是告诉我高考时候写诗很容易被判为离题或低分。  第一首发表的诗歌已经记不得了,应该是在大学时候吧。2004年左右我在《珠海特区报》做大学生记者,那儿有个老师叫王立夏,本来她约我写的是影评或书评,但她发表过我的诗歌,当时的鼓励让我记忆至今。  2 云南是馈赠 但写作不为证明“地域”  羊城晚报:都说云南出诗人,你觉得云南对你的写作有影响吗?  冯娜:云南有非常深厚的诗歌传统。不仅是诗人,对每个人而言,云南这片土地都是上天赐予的一份伟大馈赠。之前接受采访时我也多次谈到,云南给予我永远的高原天性,它让我有一个地理意义甚至精神上的故乡,赋予了我太多的梦、景象、镜像、想象和言辞。  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中说过:“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或者作家。”我的童年时代就是云南给予我的伟大馈赠。   羊城晚报:以前和你讨论过诗歌地域性的问题,我记得你说,一谈到地域性感觉就狭隘了。你怎么看诗歌与地域的关系?  冯娜:我觉得很多人在谈论“地域性”的时候,首先是一种类似“身份界定”的标签,我对任何“打标签”的行为都持审慎的怀疑态度。一个诗人总是围绕某一地域写作就是有所谓的“地域性”特征吗?这未免太草率和狭隘。就我所理解的大作家们,比如福克纳、鲁尔福、博尔赫斯,他们也都有自己的写作原乡,那又怎么去定义他们的“地域性”呢?优秀的诗人肯定是超越了“地域性”、“某某文学”这些概念化的东西在写作的。当然,在文学批评上,概念和标签是有利于梳理的一种理论方法。  羊城晚报:所以我总感觉,你想表达的其实是超越地域的某些共通的情感,这样理解对吗?  冯娜:我的诗歌经常被冠以“地域性”、“民族性”等评论,这些东西确实存在于我的诗歌当中,这是自然而然、非刻意的,但这不代表我基于它们本身在写作,只不过它们肯定是我精神源头的一些部分。我想表达的共通情感、生命体验,有时可能确实借助了地域、民族的方式,但那是因为情动于衷,必须用这些方式来体现,而不是相反。  3 抒情到及物 最大改变在克制  羊城晚报:看你平常发的朋友圈,很多有关植物、山水,这些喜好似乎也直接影响了你的写作?  冯娜:我觉得自然万物包含了太多的灵性、情感、秘密、秩序、教诲。我在写诗的同时也写散文随笔,偶尔也写小说。前几年我写过关于西藏的一本书《一个季节的西藏》,至今还在报纸开设着一个写植物的专栏。说实话,大自然间的事物流转、变幻、守候,让我着迷,也会让我获得一份沉静的心境。  我喜欢和山川、动植物待在一起,安于它们的沉默和不回应。我们很多人,包括写作者,往往失去的是一份无言的自信。现在,可能我也到了见到很多东西会想一想“说什么、怎么说、到底需不需要说”的时候了。  羊城晚报:为什么会想到写《一个季节的西藏》?  冯娜:它是我一次藏地深度游的札记。这次西藏之旅勾起了我很多小时候在云南藏区生活的记忆,同时我对藏族文化有浓厚的兴趣,于是在旅行结束后把自己关在家里慢慢消化并写了这本书。  羊城晚报:我记得前阵子你在网上贴了一首旧作《洱海》,而且自觉以前的诗还是挺抒情的。换言之,你感觉自己的写作在风格上发生了哪些变化?  冯娜:也许最大的改变就是克制了很多不必要的抒情,更加及物。这跟我的生活是一体的,也就是克制和处理了很多青春期情绪化的东西。抒情本身没有问题,但如何有效抒情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羊城晚报:有对你影响深刻的诗人吗?从审美趣味上来说,你喜欢什么样的诗?  冯娜:我的阅读很杂,所以要说有影响的诗人会是一个很长的名单。我脑海里此刻想到的是李白、苏轼、里尔克、博尔赫斯、辛波斯卡、阿赫玛托娃……从审美趣味上,我肯定是喜欢那些纯度和饱和度都很高的诗,无论是感情还是智性或者是人性的幽深和光辉。  羊城晚报:真正写诗的人似乎并不怎么担心诗歌的命运,写诗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但总有人说属于诗歌的年代早已经过去了,诗歌的发展不可能有新的高峰。你怎么看?  冯娜:主要是担心也没用。诗歌也好,诗人也罢,都有其各自的命运。“诗歌的年代”,如果是说现代诗的话,大约是指那个狂热的上世纪八零年代?我觉得那也是非正常、非理性的诗歌年代,诗歌充当了类似今天足球运动这样的作用。  诗歌发展的高峰现在还无法评价,有待更多诗人的努力、更多诗歌的积累,时间的检验以及后世的诗歌诉求和眼光。说起这个,我觉得时间才是真正的宽忍和残酷,其他都没有用。可能也只有诗歌才能“通过寂静战胜时间。”  4 不关注读者 重视自我建设  羊城晚报:你关心自己写的诗有没有读者吗?介意别人对你诗歌的评价吗?  冯娜:以前会,现在不太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关注点改变了,我更加投入地关注自己到底能写到什么程度,大量的精力投入在自我建设上,已经无暇关注其他。  羊城晚报:你看不看同龄人的诗集?会互相讨论吗?  冯娜:看。虽然写作是一个人的事情,但有一些相互砥砺的诗歌同道是幸事。偶尔交流,不算频繁,这跟我个人的时间和性格有关。不过我还会更多地与小说家和不专业写作的资深阅读人士们交流。   羊城晚报:能谈谈你在写作上的抱负吗?你认为如何才能称得上是一名优秀的诗人?  冯娜:我觉得一个写作者的抱负应该深埋于他的心中和作品当中。优秀的诗人都站在他们的作品背后,让人能感受到他们作为一名诗人的荣耀和光芒,有温度、有心跳、有深刻的知悉和智慧、有来路和去向,他们的存在对其他诗人来说更多的是感到力量。   羊城晚报:最近你为什么会想到做一个“艺术沙龙”?  冯娜:“冯娜艺术沙龙”是“冯娜工作室”的一个主要项目,这个工作室是由我发起创立,几个朋友一起合作的。目前的定位是文化传播与艺术推广机构,旨在关注成人的自我教育和社会理想,其实也就是在摸索现代人们对文化的心理需求和期待。接下来可能还会有很多与社会公益组织的合作,也会做一些文化创意方面的事情。  从事这份业余工作,说实话我经过了很多心理建设,但也使一个诗人更加接地气了,获得了另一重看待世界的眼光。我也是一个比较贪玩的人,觉得人生苦短,还是应该尽可能多地跟有趣的人一起做一些有趣的事儿。  原文链接:

西藏文学经过多年的沉寂和蓄势,随着央珍的长篇小说《无性别的神》的出版,标志着西藏文学的蛰伏期已经结束。文学的主题和叙事策略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家们用一种向内审视的眼光,从当下、从民族过往的历史中寻找西藏新小说的增长点,以民族文化作为自己的立足根基,将藏族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优秀品质体现在作品里,表现人的善良、勇气、担当、坚守等,为我国的文学吹来了一股清新的和风。这样的承续与创新,也给西藏文学带来了荣誉,加央西热的长篇报告文学《西藏最后的驮队》获得了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次仁罗布的短篇小说《放生羊》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平措扎西的《西藏古风》获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旦巴亚尔杰的长篇小说《昨天的部落》获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新世纪以来,西藏当代文学蓬勃发展,呈现了强劲的势头。西藏作家成为文学创作的主力军,他们的创作显现出独特的民族气质和丰厚的民族文化意蕴,作品关注现实和当下,尼玛潘多创作出了长篇小说《紫青稞》,白玛娜珍推出长篇小说《拉萨红尘》《复活的度母》,格央完成长篇小说《让爱慢慢永恒》,张祖文出版了长篇小说《光芒大地》,敖超长篇小说《直线三公里》,次仁罗布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放生羊》,班丹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微风佛过的日子》,平措扎西出版了文化散文集《世俗西藏》,吉米平阶长篇纪实文学《叶巴纪实》,白央的诗集《一粒青稞的舞蹈》,洛桑更才的诗集《流浪的八廓》,沙冒智化的《时光的纽扣》,琼吉的《拉萨女神》等,这些作品在国内外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同时,藏文创作也是齐头并进,从题材到内容都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作品数量也是逐年增长,这些年里涌现出了一批优秀作品,扎西班典的长篇小说《一个普通家庭的岁月》,旦巴亚尔杰的长篇小说《遥远的黑帐篷》,次仁央吉的长篇小说《花与梦》和中短篇小说集《山峰云朵》,格桑占堆的长篇小说《远处流逝的小溪》,米玛次仁的长篇小说《伤情岁月》,艾·尼玛次仁的中短篇小说集《石头与生命》,朗嘎扎西的《变形鸡蛋》,白拉的诗集《最初的印象》,伍坚多吉的诗集《雪域抒怀》等作品也享誉西藏,其中很多作品获得了西藏自治区级和地市级的各种文学奖。

“这些藏族诗人感动着我,但他们大多数都没有在刊物上发表过。”田勇继续说道,“与其把这些这么好的藏族诗歌散落高原,不如统一成集,发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声音。”

“作家群”现象是云南当代文学一个显著的特征。

吉米平阶的叙事长诗《纳木娜尼》取材于西藏古老的神话传说,讲述了神山岗日布其和圣湖纳木娜尼之间真挚的爱情故事,想象神奇,气势如虹。白玛娜珍的爱情诗,意象独特,意境超俗。以她的《爱的光和电》为例:“那份神秘滋生着寂静/如此我的心像一枚初生的卵/在湖水的中心/凝聚着天空和大地的精气/我仍然不急于生/在死亡还没有降临前/还是复归于寂静吧/在寂静中等待/满盈着爱和光明/所以我的内心要从爱你做起/接纳每一个源自爱的生命”。诗歌中充满了藏地文化的神奇与静谧。

上世纪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中期,汉藏两种文字的作家比翼齐飞,涌现出了擦珠·阿旺罗桑、江洛金·索朗杰布、高平、汪承栋、杨星火、徐怀中、刘克等诗人与小说家。他们的作品里呈现的是一个时代的变迁,记录了西藏社会、经济、思想观念发生的深刻变化,成为了映射一个时代发展的一面镜子。作家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讴歌者,徐怀中的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抒写了青年人建设新西藏的豪情壮志和他们的爱情生活,反映了西藏和平解放后的社会变革;刘克的小说《央金》《曲嘎波人》《嘎拉渡口》等,歌颂了党和人民解放军与西藏人民的血肉关系。开启了当代西藏文学的先河。

田勇介绍,目前《西藏诗歌》第一期收录的藏族诗人涉及西藏六个地市,只差阿里地区的诗人还没有发现,“这些诗人都是来自于民间,小学老师、牧民、普通的工薪阶层……”

进入新时期,云南女作家就更多了。在上世纪80年代即产生影响的女作家有严亭亭、张曼菱、何真、董秀英、景宜、先燕云、黄晓萍、彭鸽子、陈约红、白山等。这一代女作家们曾经历过“文革”、上山下乡等,时代与社会的变迁在她们的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她们更多地关注时代、社会与个人的关系。80年代的文学新潮,给她们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与上一代作家专注于书写边地与民族题材不同,她们的创作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状态,群体特征不明显了。她们在80年代写出了有影响的作品,进入新世纪后则走上了不同的创作道路。

可以说,西藏独特的地缘文化为西藏诗人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写作只能拘泥于一定的地域之内。地域性应该只是西藏诗人出发的那个地方,而我们的写作更多应该是面向世界、面向人类的写作。西藏的诗人需要有这样的眼界和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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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西藏诗歌》第一期收录的康巴诗人秋加才仁的一首诗。

云南多民族文学的繁荣对促进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云南处于“边地”,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充分发挥文学作品建构民族国家想象和认同的功能就显得尤为重要。云南边地文学中的许多文本,通过重构民族历史记忆与描绘边地的新貌、光明前景,在构建民族国家认同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汉族作家也以平等的眼光观照少数民族的历史与现实,在重构民族记忆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少数民族作家则进一步拓展了重构历史记忆、促进民族团结的文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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